九一八事变沈阳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和日本关东军。日本军队炸毁自己控制的南满铁路，借口称中国军队所为，因此侵占沈阳。9月18日，驻沈阳东北军多次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领导张学良报告受袭，张多次下令“不抵抗”。19日及随后几天，张与包括谍报的其它方面多次向最高统帅蒋介石报告受袭，蒋多次下令避免冲突。因此东北军未能有组织地抵抗日军的进逼，三个月之内，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三省全境，1932年3月1日日本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国会和以总理大臣（首相）为首的日本内阁权力下降，日本军部主战派地位上升，中日矛盾激化。日本随后不久即进军占领热河省，并开始渗透华热北地区。蒋寄希望于“国际公理之判断”，国际联盟受中国申诉后曾前来调查，而国际联盟本为国际协调机构，非凌驾于各国的权力机构，且英法当时本为殖民国家若指责日本将波及自身，苏联之前与东北军有隙不愿多言，美国同意有限的经济制裁，只有众多现今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反对日本行为提供声援，蒋对当时国际形势也是心知肚明，最后国际联盟的举措以次年3月27日迫使日本退出了结。

九一八事变在中国大陆被史学家视为十四年抗战的开始，而9月18日则被国民政府视为“国耻日”。现每年9月18日中国的各大城市会鸣防空警报以警醒后人。

名称

又称沈阳事变，欧美称奉天事变或盛京事变（英语：Mukden Incident），因沈阳旧称奉天、盛京（Mukden为满文转写，音译谋克敦，意译为天眷盛京，简称盛京，或译奉天）；日本称满洲事变（日语：満州事変〔満洲事変〕／まんしゅうじへん Manshū jihen）， 日本帝国将中国东北称为“满洲”； 因为由柳条湖事件引发，又称柳条湖事变。

背景

主条目：南满铁路、皇姑屯事件、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根据以往的条约，日本拥有中国东北地区境内的南满铁路，和铁路沿线的驻军权。为扩大利益，日本政府积极主张建设铁路支线。初期东北的统治者、奉系领导人张作霖为获得日本的支持，同意日本修建铁路。后来迫于民意压力，张作霖计划自行修建铁路，打破日本的垄断。

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被日军暗杀，其子张学良继续其父的方针，引起日本的不满。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废除五色旗，归顺国民政府。

1929年3月1日奉天省政府改称为辽宁省政府，并主张收回旅顺大连租界与南满铁路。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铁路与苏联军队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此役张学良大败，暴露了其相对虚弱的军事实力。东北当局对俄力抗无功，俄亦知难而退，中央政府对俄宣布绝交。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日本关东军从上到下则变得极为急迫。

1930年5月，板垣征四郎表示满蒙问题非外交手段所能了，惟有诉诸武力，驱逐张学良，石原莞尔拟有“攻沈要领”。关内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于9月率领其主力进入山海关，支持蒋中正中央军。东北军入关后，东三省驻兵减弱，张学良长期留在北平，注意力转向关内，日本军人认为此时夺取东北，可不费吹灰之力。关外防备空虚。自东北易帜归服中央后，日本人既嫉妒中国之统一，复羡慕东北三省之资源，发动侵略日趋积极。

1931年5月，汪兆铭、李宗仁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派遣陈友仁赴日本接洽援助，并策动石友三叛变、出兵北伐同时以武器资助江西南部的红军。

5月以来，日本军人复认外在形势于日本有利，广州、南京之争方急，江西红军势张，长江水灾严重，欧美经济恐慌，确为对东北行动之少有机会。石原莞尔提出关东军应为解决满洲问题主动制造机会。

6月，日本陆军与参谋本部拟成一“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关东军加紧制造中国内乱。日军相继挑起“间岛事件”，军部和政府趁机在国内大肆渲染“满蒙生命线的危机”，陆军大臣南次郎声称“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此时，虽然中华民国形式上实现统一，但当时国民政府仍忙于平定中国各地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红军势力。

7月，日本关东军煽动河北之石友三叛乱，以飞机送流亡大连之阎锡山重返山西，命与石友三合攻北平、天津，使张学良无暇顾及东北；同月，长春万宝山韩侨与当地农民冲突，朝鲜发生排华暴动。及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发生，7月6日，张学良命东北政务委员会，力避与日本冲突。蒋中正正于第三次围剿江西红军，及应付两广军事，7月12日，致电张学良，谓“现非对日作战之时，以平定内乱为第一。”

7月23日，蒋中正通电全国，宣布“攘外应先安内”：“中正奉命剿赤，自六月二十一日自京入赣以来……与赤匪作殊死战之际，忽于军中接读朝鲜华侨惨案（万宝山事件），与石友三叛变，暨粤桂诸逆进犯湘赣之报。中正星夜驰回南昌，总阅各方报告，乃知石友三叛变是受粤中叛徒五十万收买，且有日本之军官及赣匪首领出入其军中，隐与帝国主义（日本）者之侵略及赣、鄂赤匪之扰乱，彼此遥想呼应。又于宁都（江西南部）赤匪之总部搜获毛泽东致彭德怀之电文，内称两广月内出兵湘赣，接济子弹五十万粒，即日可由嘉应解来。”8月中旬，得知关东军有意启衅，尚不了解其最后企图。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

当时东北军共有陆军独立步兵18个旅，独立骑兵5旅，炮兵4团1营，工辎各一营，总兵力约18万人，枪支96,897枝。空军4个大队，飞机262架。海军船舰约3万吨.

经过

柳条湖事件

主条目：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下午，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抵达沈阳[8]:608。傍晚，日本关东军驻虎石台兵营的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的第三中队离开原驻地，在中队长川岛正雄大尉率领下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到文官屯一带实行夜间演习。晚上10时20分左右，以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和小杉喜一军曹为首的一个小分队在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日本关东军并将3具身穿奉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奉军破坏铁路的证据。晚上11时15分，日本关东军自动将南满铁路柳条沟铁桥炸毁，诬指为中国军队所为，开始进攻沈阳北大营[9]:97。

爆炸后，河本末守立刻向北大营方向射击，并向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又立刻报告了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征四郎早已等候在沈阳特务机关，岛本正一中佐赶到报告时，板垣征四郎下令向奉军开火，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在文官屯一带的第三中队向南移动进攻北大营，设在虎石台第三中队驻地里的火炮开始轰击北大营和奉天机场。

奉军第七旅在事先已经得知日军将要在近期制造挑衅事件。9月6日，张学良命沈阳军事负责人谓，“无论日人如何受寻事，须万分容忍，不与抵抗，以免事态扩大。”[8]:607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当时驻防沈阳，接到张学良命令。经过反复研究，第七旅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之间待敌军进到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人越过铁路即开枪射击，在万不得己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事变发生时，旅长王以哲没在军中。参谋长潘镇源用电话向荣臻请示，荣下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 9月11日，蒋亦命其避免与日本冲突[8]:607。

东北军共约20万人，半数驻于关内，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及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均在北平，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居辽西锦州，仅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事先皆无警觉，丝毫未作准备[8]:608。在沈阳东北军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汉的第六二〇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进行自卫抵抗，日本人谋本舍三在《关东军史》写道：“因虑营内设伏，为激烈之反抗，故前线士兵，不敢十分挺进，只以极猛烈之炮火相恫吓。” 直到次日两点多，铁岭，抚顺的日本守备队相继来到，兵力增加，才勉强迫近北大营四周的铁丝网，从南面突入营垣。双方军队展开巷战，激战到三点多钟。在王铁汉团长率领下突围，撤退到东山咀子集结待命。

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经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提议的早就拟好的作战方案，同意了全军出动，下达进攻命令。

辽宁、吉林陷落

日本军进占奉天市

日军侵占下的沈阳市区

9月18日，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驻军在睡梦中惊醒，死300余人[11]:27。驻军因长官正滞留于关内，闻变无法应付，奉命取不抵抗主义，日军遂占领北大营、东大营，以及兵工厂[11]:27。时张学良方滞北平，严令驻军王以哲旅不作抵抗[9]:97。事变之日，蒋赴江西督师剿共，兼防广东、广西[8]:607。

9月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沈阳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城、安东（现为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关东军一万余人于8小时内，占领沈阳城、军营、兵工厂、飞机场[8]:608。日军遂于9月19日上午6时占领奉天[9]:97。日军大队入城，完全占领奉天[11]:27。劫中国兵工厂存储步枪8万支，机枪4,000挺，飞机200余架[9]:98。长春、营口、安东等地一一陷入关东军之手，朝鲜日军分向辽阳、吉林出动[8]:608。日军相继占领长春、四平等地[12]:296。至上午10时，日军先后攻占四平、营口、凤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安东-奉天）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东北军自发反击。9月20日，关东军占领长春，9月21日占领吉林省城[8]:608。

9月21日，蒋中正回到南京做出三项基本外交原则：1.坚决抱定保护我国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2.维持东方平和而达到维持世界的和平。3.尊重一切国际公约，尤注重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是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日本新闻记者谈话说：“据昨夜接到辽宁之报告，关于沈阳中日不幸事件之情形，早已知矣，惟因对此不独无抵抗之能力，且又无交兵之理由，是以绝对不加抵抗，任日本之所为，此种严命，余早已发出”[13]:10。同日，吉林省政府主席熙洽投降，日军遂不费一弹，进入吉林永吉，占领吉林全省[11]:27。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安俊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全省。

9月22日，蒋中正于南京市党部：

“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14]

9月23日，日军进至新民[9]:98。日军扩大占领区，5日之内南满要地相继陷落。自9月18日至9月23日，5日之间，辽宁、吉林两省全失，臧式毅、袁金铠、赵欣伯纷向日军投降，在沈阳建立“政权”，仅荣臻率军退守锦县[11]:27。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受到国民政府的严厉批评，但蒋中正仍然希望张学良前往南京商讨外交应变的方法，张却表示拒绝并改派万福麟入京。

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歪曲事实，表示必不使事件之扩大。实则增兵不已，并继续扩大占领区。

齐齐哈尔沦陷

主条目：江桥抗战

日本占领辽宁、吉林两省后，即着手谋取黑龙江。1931年10月8日，“东北国民救国军”成立，高鹏振任司令[12]:296。10月13日行政院大会，日方则借口中国抵制日货，拒绝撤兵[11]:31。日本又提出直接交涉之议，为国联所否决。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驻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10月21日，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12]:296。10月24日，行政院除重申9月30日日军撤兵外，并决议：一、要求日军在下次开会前完全撤退；二、中国保证日侨生命安全[11]:31。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团第29联队占领四洮铁路（四平至洮安）沿线主要城镇。

1931年11月嫩江桥抗战

1931年11月，日军以伪军张海鹏部为前导，进攻黑龙江。是月初，日军运动胡匪张海鹏起事，在嫩江与马占山大战，张部失败。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日人鉴于取黑龙江计划实现不易，遂调军攻齐齐哈尔，马占山在嫩江铁桥一役，大胜日军，全国纷起援助。江桥抗战，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指挥3个旅，5个团共1.3万余人，战至11月18日，毙敌2000余人但终因不敌日方新式武器，率队退出苦守20余日之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11月19日，龙江失守[9]:98。马占山撤往克山、海伦。至此，东北三省遂全部失陷。

锦州、哈尔滨沦陷 

主条目：哈尔滨保卫战

参见：一二八事变

日军占领锦州后的锦州古塔

1932年1月1日上午，日军登上山海关长城

九一八事变后仅两个月，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各地诸多主要城市。事变之后，辽宁省府迁至锦州[11]:28。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沈阳，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6]。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严重挫折，主战主义在日本占了上风。

日军攻占黑龙江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初，日本借口剿匪，不顾英、美、法照会，向锦州进攻，并分兵威胁天津、山海关；张学良之荣臻所部，力量不够，向关内唐山、滦州、昌黎退却[11]:28。12月中，别路日军自旅顺北犯[9]:98。

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

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东北军撤入关内[12]:296。1月3日，日军攻陷锦州，关外要地尽失，未及撤出国军及义胞，乃从事游击战争[9]:98。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张军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骑兵第三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1月4日，黄显声在热河北票设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2]:296。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进犯哈尔滨，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为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

1932年2月6日，日军攻陷哈尔滨[9]:98。2月14日，马占山同意与日本人合作。

后续 

先弃锦州 

此时日本之军事扩张，完全因为中国本身实力太差，无力与日军周旋，而全国上下，把唯一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身上；岂知国际力量微弱，不但拿不出办法来，反而鼓励日本横行[11]:28。南京大元帅秉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正在江西围剿而屡遭败绩，而沈阳副司令“中东路”一战纨绔禀性尽显，令日军有机可趁；虽抗战呼声不绝于耳，恃牛耳者本身实力太差。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就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即过多天商讨，决议了一个《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客观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条件。台湾历史学家梁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