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

翰林院从唐朝开始设立，初时为供职具有艺能人士的机构，自唐玄宗后，翰林分为两种，一种是翰林学士，供职于翰林学士院，一种是翰林供奉，供职于翰林院。翰林学士担当起草诏书的职责，翰林供奉则无甚实权。晚唐以后，翰林学士院演变成了专门起草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有“天子私人”之称。在院任职与曾经任职者，称翰林官，简称翰林。宋朝后成为正式官职，并与科举接轨。明以后被内阁等代替，成为养才储望之所，负责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担任科举考官等。地位清贵，是成为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的踏脚石。

无论政治地位高低，在历朝历代，翰林学士始终是社会中地位最高的士人群体，集中了当时知识分子中的精英，社会地位优越。唐朝的李白、杜甫、张九龄、白居易，宋朝的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明朝的宋濂、方孝孺、张居正，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蔡元培等等，皆是翰林中人。入选翰林院被称为“点翰林”，是非常荣耀的事情。翰林学士不仅致力于文化学术事业的传承，更踊跃参与政治，议论朝政。翰林制度和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本架构。由科举至翰林，由翰林而朝臣是科举时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是儒家学说中“达则兼济天下”的表现。

然而，成为翰林的辉煌前景也使得大量知识分子投身科举，造成了人才浪费。社会重文士轻技工，拖缓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此外，翰林制度也使得文学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处于皇帝的监管之下，对学术自由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起了压抑作用，有利于皇帝进行专制统治。

名称

翰林，即文翰（文章）之林，故往往称文苑。翰林一词最早可以在汉代扬雄的《长杨赋》中看到。由于汉代文学侍从在玉堂殿待诏，故翰林院也常被称为玉堂、玉堂署，明朝初年，洪武帝称翰林院为词士之林，赐御匾“词林”，故又称词林、士林院。而翰林院人员往往必须修史、考订实录，故又称为太史院。

历史

翰林院始创于唐朝。初时主要收集各类文学、医卜、方伎、书画方面的人才，供皇帝游乐消遣。自唐玄宗后，分出翰林学士院，负责为皇帝起草机密诏制，旧翰林院则无甚实权。晚唐以后，翰林学士院演变成了的重要机构，有“天子私人”之称。

唐朝之后，翰林学士院的政治地位经历过“两高三低”的变化。五代十国时期，武人得势，翰林势力大降。宋朝后翰林院结构得到规整，与科举制度的关系亦确立下来，权力达到唐以后第一次高峰。辽、西夏、金、元时期，虽仿效唐宋建立翰林院，以笼络汉族文人，但实权很少，辽朝更是将翰林院、国史院合并。明朝初期，翰林院恢复唐宋时的地位，达到第二个高峰。永乐朝之后，翰林院被内阁代替，逐步远离政治，成为撰修书史和起草一般文书的普通机构，但作为养才储望之所，翰林地位清贵，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都从此而出。清朝时，翰林的地位并无变化。清末的政治改革，以学校教育代替科举制度，使翰林院逐渐没落。清朝灭亡后，翰林院不复存在。

唐朝

别院

唐朝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高祖李渊设立由各种有才能的人士供职的官署，称为“别院”，是为翰林院的前身。除文学人才外，医卜、方伎、书画、甚至僧道等皆可入选，主要是供皇帝游乐消遣的机构，史称“翰林初置，人才与杂流并处”，当时任职者并无名号，到了高宗时，开始称为“北门学士”。唐玄宗时遴选擅长文词的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制，初称翰林待诏，为“等待诏见”之意，有张说、陆坚、张九龄等。后来改称翰林供奉，翰林院因此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

翰林学士院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玄宗另建翰林学士院，将文学之士从杂流中分出，供职者称翰林学士，简称学士，本身无品秩，以原品入值，由官员充任。任翰林的官员在履行翰林职责之外，与其它官员无异，照常工作。翰林学士院是负责起草诏命、参预机务的枢要部门，而原来的翰林院也称旧翰林院，维持原本的功能，为普通机构。后来又设翰林侍讲学士和翰林侍书学士，与学士院无关。翰林学士初置时，并无人数限额，后来依照中书舍人之制，置学士六人。宪宗时设立学士承旨，为众学士之首，单独召见。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局面严重，皇帝与朝臣联合反对宦官的斗争以及朝臣内部的党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局面下，号称“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得以在政治地位大幅提高，先是起草内制、参谋顾问，侵夺了中书省的权力；继而参预机密，权力趋于鼎盛。唐德宗时，翰林学士已有“内相”之称。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分工日趋明确。学士负责起草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称内制；而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称外制。二者并称两制，而内制重于外制。翰林学士也常被升为宰相。

至唐顺宗时，翰林权力达到过一次高峰。翰林学士王叔文与其他翰林学士实施新政，与当时集军中大权在手的宦官集团展开斗争，充分利用了翰林职权上的便利，不过最终失败。以后宦官集团基本控制了朝中大权，翰林势力又趋式微。

五代十国时期，翰林地位较低。后晋天福五年时更曾经一度取消翰林学士，将其职权并入中书舍人，但后来恢复。

辽朝

辽代分南北面官，北面官系统设有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林牙即文士，大林牙院官员有北面都林牙、北面林牙承旨、左林牙、右林牙等官员，著名人物有绰号“大石林牙”的耶律大石；南面官系统则设有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辽代从制度层面确定了翰林院作为掌管制诰的机构名称，以前代翰林院之名指代翰林学士院之实。这一点为元代所继承。

宋朝

宋朝沿袭唐代制度，设有翰林学士院，职责是负责起草朝廷的制诰、赦敕、国书以及宫廷所用文书，还侍皇帝出巡，充顾问。学士中资格最老的称翰林学士承旨，其下有翰林学士、知制诰。其他官员入院而未授学士，称为“直院学士”。如果学士缺员，由其他官员暂行院中文书，则称“学士院权直”或“翰林权直”。北宋前期，翰林学士沿袭唐代，不设品秩。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承旨和翰林学士成为正式官职，官居正三品，不任他职，专司内制。此外，同唐代一样，另设专掌方术伎艺供奉等事的翰林院，如翰林图画院等。

科举

宋朝是翰林与科举接轨的时代。宋太宗时，开始大规模的科举考试。在唐朝，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还须通过吏部的选试以得到官职。到了宋代，凡是省试、殿试通过以后，朝廷立即授予官职。这样，翰林学士必为进士出身。

当时的其他政权由于学习唐宋体制，也承袭了翰林制度。西夏设有翰林学士院；高丽和大越也有翰林院。

金朝

金朝置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等，掌草诏等事，地位较辽朝要高，与北宋相仿。

元朝

元朝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制与金代相同，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

明朝

明朝翰林院以永乐朝为界，经历了先盛后衰的过程。明朝初期，继承宋朝制度，改翰林学士院为翰林院，以翰林学士承旨为首，秩正三品，其下有学士、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待制、应奉和典籍等官职。不久后又降翰林学士为正五品，并革除学士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等官职，另设《五经》博士、修撰、编修和检讨。初时的翰林院官员是经过荐举入职，与科举无关。天顺二年开始与进士挂钩，一甲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二甲为编修，以下为检讨。以后又将二甲、三甲中优秀者选为庶吉士，相当于“见习翰林”。至此，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的局面。

翰林参预政治的方式是通过内阁。内阁位于文渊阁，初时的大学士一般由翰林官员担任，后来连六部官员也有以翰林充任的。翰林品秩虽低，却是显贵的官职。虽为五品，宴祀时可以坐到四品官员之上。

成祖朱棣靖难篡位后，开始重用内阁，而翰林院逐步与内阁分开，权力被削弱。宣德年初，内阁分为东西两房。西房为“能书者”之处，称为“西制敕房”；东房由学士等制订敕令的人组成，称为“东诰敕房”。正统七年（1442年），在文渊阁外另造翰林院，等闲者不得入文渊阁。这样，翰林院与文渊阁分离，翰林学士已不能查看诰敕，改由内阁掌管。此后制订诰敕等机密大事全由阁臣操办，翰林院已无法干预。即使如此，内阁重臣仍皆出身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清朝

清初翰林之职最初属于内三院，顺治之后沿袭明制，设翰林院。但由于清朝统治者为满人，在官制上采取了均衡满汉的方略。设掌院学士二人，满、汉各一人；其下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修撰、编修、典簿、检讨、待诏、庶吉士等。侍读学士以下逢四至五年需大考，不过者要被除名翰林，因此有“翰林怕大考”之说。这时的翰林院与明时一样，地位清显，但并不参与机密大事，主要职务是修史编书、掌文词翰墨、充当皇子师傅、科举考官等等。同样承袭了明代的是，虽然翰林院无实际权力，由于被视为储才之所，重臣宰辅大都从翰林院出身，以至于道光咸丰年间，点翰林成为了仕途捷径。从编修、检讨做起，十年可做到侍郎。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正式废除科举制度，翰林制度也随之消失。

外班翰林出现在清朝，指的是为保持翰林中满蒙人的比例而经皇帝特准，从科甲出身的满蒙官员中直接招取的翰林。由于非经正途而入，被戏称为“斗字翰林”，表示才学不够之意。但满蒙翰林并非全是靠此途径入馆，凭真才实学入翰林者亦众多，还出现了一家数代翰林的满蒙翰林世家。外班翰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满蒙两大民族敦儒重学的风气。

洋翰林指清末洋务运动兴起后归国的留学生。19世纪末清廷批准派遣中国幼童到外国留学，由容闳、陈兰彬监督。之后留洋学生渐多，清廷对留洋归来的学生按文凭赐予进士出身或授官职，因此也被称为“洋进士”、“洋翰林”[24]。

清代共有6472人得入翰林，形成了庞大的翰林群体，对清朝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到了清朝末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以及科举制度日显腐朽落后。西学东渐，翰林中也出现了主张改革教育制度，以救亡图强的声音。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沈葆祯等都是翰林出身。清朝灭亡后，遗留下来的翰林群体依然活跃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经济的舞台上。中华民国时期，教育总长蔡元培，北洋总统徐世昌，民族实业家张謇[25]，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书法家谭延闿[26]，外交总长颜惠庆，书法家潘龄皋[27]俱是翰林中人。

清末翰林的后代子孙，由于受到父辈祖辈的学术熏陶，成为文学家、教育家的也不在少数。例子有清代首科状元傅以渐后人、著名教育家傅斯年，翰林吕凤岐之女、女子教育先驱吕碧城，翰林张佩纶的孙女、著名作家张爱玲，庶吉士周福清之孙、著名作家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以及其后的：末科探花商衍鎏之子、国学家商承祚，学术巨擘俞曲园曾孙、红学家俞平伯，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孙、社会史学家瞿同祖，嘉庆状元赵文楷后人、佛学家赵朴初，宗室翰林毓隆之孙、国学大师兼书法大家启功，溥仪老师陈宝琛的侄孙、经济学家陈岱孙等等。

翰林院与科举制度

翰林制度和科举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宋朝之后正式确定下来。翰林制度可以看做科举的延伸，因为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中优秀者则成为庶吉士，简称“庶常”，进入翰林院“庶常馆”由“资深翰林”教导三年，称为“入馆”。三年后考试，称为“散馆”，考取者留于翰林，不入者通常外派知县。

翰林与科举的另一个关系，是翰林官员担任科举的考官。明清两代，乡试、会试考官多由一、二品官员以及翰林担任。雍正帝说：“开科取士，凡属考官，皆择人品端方，素行谨恪者为之。”可见能成为主考官是极大的荣誉。一般在京为官的翰林普遍穷困，担任主考官可获得巨额收入，例如地方官会送给考官“程仪”，也就是路费，有数千两之谱，加上中举的举人都会送上拜师钱。《随园诗话》说：“穷翰林，任试差，遽买南妾一人，日日食鲜鱼活虾，瓦鸭火腿，绍兴酒，龙井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