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圈东亚文化圈,儒家文化圈

汉字文化圈，或称为东亚文化圈、儒家（或儒教）文化圈、中华文化圈，是指历史上受中国及汉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共同使用汉字与文言文做为书面语之文化圈。日朝越大多不使用汉语雅言作为口头语言交流媒介，故汉字文化圈范围大于汉语圈。

涵盖国家包括中国以及历史上曾受中国君主册封或曾向中原王朝朝贡之周边国家或民族。这些地域在古代主要是农耕民族，存在册封体制，从中原历代王朝引进国家制度、政治思想、中华法系，并发展出相似之文化和价值观，但与中原保持着相对政治独立。汉字文化圈所覆盖地域与现代划分之东洋地区很大程度重合，包括了大中华地区中的中国大陆、澳门、香港、台湾岛（台湾汉族）、越南（京族）、朝鲜半岛（朝鲜族）、日本列岛（大和族）、琉球群岛（琉球族）、菲律宾（菲律宾华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华人）及新加坡（新加坡华人）等。日本历史学者西嶋定生提出之“东亜（东洋）世界论（册封体制论）”，形成了历史学上之“文化圈”概念模型。

汉字诞生地中原以及周边的越南、朝鲜半岛、日本、蒙古等地，历史上完全使用汉字或与中原固有文字混合使用，古代官方及知识分子多使用文言文（日本、越南和朝鲜称为“汉文”）作为书面语言，但汉字文化圈并不使用汉语雅言作为口头媒体。另外，有些游牧民族如蒙古族、藏族，虽然位于汉字文化圈地区内，但不使用汉字。在现代朝鲜语、越南语和日本语中，六成以上词汇都是由古汉语派生出之汉字词所组成。另外日本假名和越南喃字皆是从汉字衍生之文字，朝鲜半岛谚文虽为自创文字但亦能跟日文假名一样和汉字一同混合使用。东洋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曾经使用过汉字。联合国成立后，汉语为联合国六种正式语言之一。

选定和命名

在“文化圈”概念的设定和命名时，冠以地名、文化因素、宗教名、书面语言名等等的情况都是存在的。对汉字文化圈而言，“东亚文化/文明圈”等名称都被并行使用。然而，“东亚”是一个现代地域名称，无具体的意义和内涵[注 2]，且圈内的越南地处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地区；而在中日韩越四国文化的发展方式亦存在一定差异；“汉字”作为一个平等的覆盖圈内全体地域的中立且具体的文化要素，常被认为是名称的较适当用语[注 3]。然而，由于现代的朝鲜半岛的汉字使用频率较低、现代的越南极少使用汉字，用“汉字”冠以该名称有时会显得中立性欠缺。

汉字文化圈一词，据说参考自德语“Chinesischer Kulturkreis（意为中国文化圈）”。日本语言学家龟井孝（1912—1995）在翻译创建名词时，将后半部从德语“Kulturkreis”直译为“文化圈”，而前半部述语则除去中国此一中心主体字眼、改以东亚、即自古泛用汉字区域之范围为本，予以称为东亚文化圈，亦曾被称为“汉文化圈”。

相关研究

南北朝至宋代

在考虑作为历史学概念的汉字文化圈的外延的时候，西岛定生（日语：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假定的从南北朝时代到唐代的地域秩序成为第一参照例。以西嶋的“东洋世界”的定义为指标，除了册封体制，还包括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符合这个指标的主要朝贡国有新罗（朝鲜半岛南部）、渤海国（朝鲜半岛北部及中国东北东部）、倭国（日本）。这个以外，没有引入律令制的国家如高句丽、百济也应纳入汉字文化圈的范围。北宋以后，高丽国取代新罗，并加入了新成立的大越国（越南）。

此外，关于南诏及后续的大理国，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汉化程度，从汉籍资料较难推测出。而南诏受唐朝廷册封、大理受北宋朝廷册封，流行中国密教，移入的汉人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可将其视为同新罗、百济类似的“东洋世界”朝贡国。另外，辽、金、西夏长期军事威胁北宋、南宋，多数场合不使用汉语文言文，而制定并使用独自的文字。

明代以后

自明朝恢复“册封体制”以后，可纳入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及地区）基本确立下来并延续至今，朝鲜、琉球、大越（越南）及日本都符合条件。当时的日本不仅脱离了“册封体制”，律令制也已形式化，与此相应的科举官僚制度发达的状况说明西岛定生所列的四大点已非必要条件。第一个要列举的有特色的文化要素是文字系统。文言文（即汉文）的导入促进了用汉字来表记自身语言的发展，日本的假名、朝鲜的吏读、乡札、口诀、谚文并非直接从汉字派生出的文字，但其音节文字的特点明显受到汉字的影响。此外语言学者西田龙雄指出本民族文字的发明也有可能是受契丹文的启发。越南的喃字是由汉字派生出的独立文字。由此各国逐渐确立了“本民族文书系统”。但是、直到近代以来这些本民族文书系统才逐渐取代文言文运用于官方文书。宗教上，本土化的佛教、道教带着地域性的浓淡及综摄（syncretism，“辑合”），在民间普及。儒教由于与政治思想相匹配，在圈内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共通思维框架。包括使用筷子餐饮，品茶，使用瓦来建筑和使用毛笔来书画等类似的生活文化也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共同特征，以中国为中心分布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