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军机房,总理处

军机处是清朝官署名，也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时期的中枢权力机关，于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而设立。雍正帝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泄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十年（1732年），改称“办理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等，均为兼职。乾隆帝时期复设军机处，从此成为清朝的中枢权力机关，一直到清末。

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同时，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

另外，军机处在办公场所和官员设置上没有正式的规定，也无品级和俸禄。需要强调，军机处虽然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但归根结底听命于皇帝，成为封建皇权的统治工具。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责任内阁成立后军机处被撤销。

沿革

乾清门外西侧内右门以西，隆宗门内北侧，坐北向南的十二间庐房的最东端，也是原来侍卫值宿房的最东端，现在侍卫值宿房内设有“军机处史料展”。

隆宗门（图右侧建筑）内南侧周庐五间（图左侧建筑），为军机章京值房，其东侧还有一座井亭（图左侧小型亭式建筑）。

隆宗门内南侧周庐五间（图右侧建筑），为军机章京值房，其东侧还有一座井亭（图中央小建筑）。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一月，在内阁外另设立南书房，“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直接起草谕旨与处理机密奏议。

雍正四年（1726年），筹划用兵西北，为求保密并削弱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密旨两路军需由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总督岳锺琪于内廷密筹办军需。之后二年余，各行省尚不知出师西北之事。隶属于户部，亦称户部军需房，满文档案军需房、军机房、军机处曾同时存在。雍乾时人叶凤毛在《内阁小志》：“（军机房）即内中堂，即内中堂办事处也。凡内外大臣折奏有不交部即令中堂议覆者，洎廷寄各省谕旨，始皆园值人为之。有满舍人舒赫德、雅尔哈善，汉舍人吴元安、蒋炳，愿不换班，长侍内中堂。时西北两路出师征策妄，户部别立军需房，司官翁藻主之，于是袭其称，亦曰军需房，渐易为军机房，又以房为处”故军机处的产生与西北用兵并无直接关系，仅借用其名称，亦非削弱内阁，而是内阁在内廷的值房。其位置常在圆明园出入贤良门外御河南军机堂，只有冬季在隆宗门内或西苑门北作为值庐。而与西北用兵相关的户部军需房以户部军需局，一直延续到清季。巨量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也显示一般性、经常性的奏折，有清一代仍由内阁票拟，军机处并未全面取代内阁。

《清史稿·职官志》载：“雍正十年，用兵西北，虑儤值者泄密，始设军事房，后改军机处。”

雍正七年（1729年），清军大举征伐西北两路，六月初十（7月5日）正式设立军需房于隆宗门内北侧（乾清门外西侧），公布密办军需人选，选内阁中谨慎缜密者入值，以处理紧急军务。旋即改称办理军需处或军需处，再改称办理军务处、军机房。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庄吉发查阅历史资料，指出“军机房”一词在雍正时期的文件中并不存在。

雍正八年（1730年），始称军机处[5]，以张廷玉、蒋廷锡、马尔赛入值办理一切事务，成为定制。

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正式定名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并由礼部铸造印信，用“办理军机印信”字样，“并行知各省及西北两路军营”。

由于军机处本是一个非常的临时机构，自诞生之日起就摆脱了正式官僚体系的壅滞、繁琐的毛病，非常适合皇帝加强皇权的意愿，所以，在准噶尔战事平定之后，按理应裁撤军机处，但结果非但不将其撤销，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军机处的权力，使其超越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成为最主要的政治核心。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乾隆帝即位后，以西北军事底定，撤除军机处，改设总理事务处兼理军机事务，简称总理处，以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总理事务王大臣，原军机大臣讷亲、徐本、班第、索柱、丰盛额、海望、莽鹄立、纳延泰改在总理处“协办总理事务”或“差委办事”。

乾隆二年十一月廿八日（1738年1月17日），准总理事务王大臣解职，复设办理军机处，以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班第入值。

咸丰十一年（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后，军机处之决策权渐移。但在奕䜣失势后，军机处又重掌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