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中国对严谨逻辑思想之开创者,和西方逻辑思想之先锋亚里士多德同期。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六家之一,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之一。古代名家“辩者”以严谨逻辑思想而闻名。名家在中国开创了逻辑思想探究,包括对思想中最基本的元素 “实”与“名”和各命题关系的诠释,著名的命题包括“白马非马”、“坚白石”、“合同异”等,著名人物有邓析、公孙龙、宋钘、尹文、惠施等人。
代表人物:邓析、公孙龙、宋钘、尹文、惠施
主要学派:合同异派和离坚白派
名辩之学虽然是因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为论辩之必要而兴起的。然而名家对于名学的研究,与诸子相较就有了变化。名家学者首先将“语言”与“事实”分离开来,让语言变成纯粹运思的符号。接着,又任意挪移这些符号,有意识的违反语言约定俗成的内涵与外延,使得变异的语言本身就变成哲理思辩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名家学者的思想里,语言不再只是思辩用的工具,而是思辩的主要对象。
在语言与事实分离之后,惠施借由瓦解语言与事实之间的确定关系,从而消解语言认知和经验知识带给人们的固执,并理解相对的视角。当万事万物皆不存在绝对的分别时,就能到达天地一体的境界。
而公孙龙则更偏向纯粹的语言分析,将用于描述事实、感觉、性质的语言一一分离。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分析成感觉要素之后,就可以得知真实世界都是拼凑各种感知而成的。因此,只有语言的呈现才能让事物真实的存在,而现象世界中的万物却都是虚幻的。
在先秦时期,并无“名家”的称呼,先秦诸子的著作当中多半称其为辩者。如《庄子‧天地篇》“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天下篇〉:“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
到了汉代始见名家之称。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汉书‧艺文志》采刘歆《七略》说法,则云:“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对于此一命名,后世有些学者持反对之见。著名的如胡适认为:“家家皆有名学(逻辑学),所以没有什么名家,不过墨家的后进如公孙龙之流,在这一方面,研究的比较高深一些罢了。不料到了汉代,学者如司马谈、刘向、刘歆、班固之流……凡有他们不能懂的学说都称为‘名家’……。”
关于名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引用刘歆《七略》的说法,认为出于礼官,因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礼仪要遵循,因此礼官会特别擅长于辨别名位之事,成为后代名家的来源。
另有一说认为名家系出于墨家之后,如晋代鲁胜在注《墨辩》时,就认为惠施、公孙龙是祖述墨家辩论之学,甚至考证出他们属于“相里氏”这一系的墨家流派。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惠施、公孙龙的观点与《墨辩》恰恰相反,因此不同意这一类的看法。
先秦名学到了秦始皇灭亡六国就难以发展,其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项:
邓析(前545年 —前501年),中国春秋时代末年郑国人,与政治家子产同时,名家思想之创先者,著有《邓析子》二篇,已散佚,今传者一般认为是后世伪托之作。中国秦汉以来政治专权,重人文,轻自然,名辩之学穷极事理,却招致诸多批评,荀子曾将邓析与惠施并列进行批评,认为他们同是“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之徒。
惠施,(约前370年-前310年)战国时期宋国人,与庄子同时,著有《惠子》一篇,已散佚。《庄子》之中保有大量惠施的言谈与学说,著名的有〈天下篇〉的“历物十事”,〈秋水篇〉的“濠梁之辩”等等。
尹文(前360年-前280年),中国战国时期人,著有《尹文子》。《尹文子》序称其在齐宣王时,于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皆为公孙龙的学生;但是《汉书‧艺文志》却说“先公孙龙”。《吕氏春秋》则有其游说齐湣王的记载。
尹文的思想出于名家,但是也杂揉了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子的学说,可以说是自道家至名家,再自名家而至法家。这种现象反映战国初期,由宗法封建过渡到法治专制的政治社会的思想。但由于尹文思想本身的复杂性,有些近代学者不再沿袭班固的分类,而对其学派归属有了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是稷下黄老道家三派之一、有的认为是墨家,或有直接列入杂家的。
《尹文子》一书的真伪也历经许多讨论,20世纪初期有些学者据认为今本的《尹文子》全系伪托之作,但在1970到80年代间,已有学者认为书中材料在研究尹文思想时,大抵是可信的;90年代以后,伪书之说更受到全面的批驳。
宋钘,~前300年,又作宋牼、宋荣子,中国战国时代人,约与孟轲、尹文、彭蒙、慎到同时,曾游于稷下。著有《宋子》十八篇。
宋钘的学说流派归类,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归入小说家,又说“其言黄、老意”则视同道家;荀子将墨翟、宋钘并称。不过,今人多依《庄子‧天下篇》将宋钘与尹文并称之言,将两人的思想并称为“宋尹学派”。
公孙龙(前320年-前250年),战国时期赵国人,曾经做过平原君的门客。著有《公孙龙子》14篇,目前只残留6篇,共一卷。最著名的即〈白马论〉与〈坚白论〉,其中提出了“白马非马”和“坚白石”等论点。
先秦诸子与名家或迭有争辩、或有所批评,录于其作中。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说当中也吸取了名家与墨家的认知心和逻辑方法,但是他却用这些方法,对名家与墨家都展开批评。
荀子评名家:“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
有些研究指出,荀子认为学术必须为政治、道德服务,而对于名家热烈研究“坚白”、“同异”、“有厚无厚”等自然科学问题,荀子认为这是以人的认知能力,是不可能求尽的。所以他批评名家是“愚者、妄人”,认为君子不应该去追求这类知识,而要由“格物致知”转向“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
也有学者指出,由于荀子学说中的“名实”与公孙龙的“名实”有别:
在“名实”观点不同之下,荀子便以自己的名实观批评公孙龙的“以实正名”是“以名乱实”。
另外,也有人认为荀子在批评名家时是站在政治的立场,以统治者而非哲学家的观点讨论名家问题。荀子认为制名是统治者的重要任务,而名家的诡论会威胁到这个系统,统治者对其学说不必研究,应该予以压制。
对于名家哲学,荀子不但反对,甚至主张以政治势力和刑法禁止。
名家强调纯粹的语言逻辑,因此,道家中庄子一系对于语言采取怀疑而蔑视的态度。就像《庄子‧秋水》篇认为能用语言来论说的,都是“物之粗也”。在追寻道的过程,语言也只是一项工具而非目的。对于将语言当成思想的名家,自然不是道家所追求的。所以,即使名家中惠施对知识语言的看法与庄子颇为接近,但是庄子仍然批评他是“逐物而不返,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
《墨子》一书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通常合称为《墨经》,是后期墨家通过逻辑的方式,反驳名家辩论的著作。
对于惠施的“合同异”之说,墨者认为这其中的“同”字必须分别为“重、体、合、类”四种,而“类同”为真的命题,不能据以推论出“体同”的命题也为真。惠施的谬误,是出自于文字的歧义。
而对公孙龙的“坚白石”之说,墨者以现实世界的坚白石为据,认为坚、白同时存在于石中,不会互相排斥,反对公孙龙的论点。
名家重视逻辑思辨,是智慧的基础,可惜不为东周各大学派所容,尤其不为只重狭义心性的儒者接受。但有助中国数学的发展、对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学也有实际的重叠范围,这对天文历法与建筑是有实际帮助的。
有说名家和礼官有关,那么《礼经》当中与名家相关的记载便是其中的数学问题。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形成数学的九个分支-九数:郑玄引《周礼注》:“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军输、方程、盈不足、旁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