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进行改革。一年又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宣告失败，范仲淹罢参知政事，出知邠州。

过程

宝元二年（1039年），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宋祁说：“今天下有定官，无定员”、“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事实上，宋祁本人亦拥妓醉饮，宋庠讽刺宋祈说：“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1]庆历三年（1043年），宋朝对西夏用兵，三战皆败，内部动荡已是山雨欲来之势。仁宗遂罢去宰相吕夷简，以范仲淹为相，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包拯管理京城和御史台；在边疆上，任用大将狄青，先后弭平侬智高的壮族叛乱和西夏的挑衅，于是成为北宋进入立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经验，于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赞同，并颁发全国。

澄清吏治

• 明黜陟：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
• 抑侥幸：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
• 精贡举：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
• 择长官：慎选地方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州的长官。由各路、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
• 均公田：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

富国强兵

• 厚农桑：由政府帮助人民兴利除害，如开渠河、筑堤堰。
• 修戎备：主张恢复府兵制，先从近畿实行再渐及诸路。
• 减徭役：主张省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其地人民的徭役。

厉行法治

• 重命令：针对朝廷过去颁布的法令“烦而无信”的弊病，提出朝廷今后颁行条令事先必须详议，“删去繁冗”审定成熟后再颁行天下，一旦颁行，必须遵守，不得随意更改，否则，要受到惩处。
• 覃恩信（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除此之外，必须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就不会发生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结果

新政强调澄清吏治，对官吏和商人构成威胁，守旧派朝臣习于茍安，攻击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夏竦刻意制造朋党的流言，更伪造一封石介生前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并造谣说石介是诈死，早已经逃往契丹。对此宋仁宗半信半疑，摇摆不定。最后仁宗对于改革失去信心，新政在一年四个月后就偃旗息鼓，范仲淹被迫罢参知政事。庆历新政最终以失败收场。庆历新政的失败更影响日后的熙宁变法，王安石在执行上改以“理财为方今先急”，不再以裁减冗官为诉求。

评价

范仲淹提出的十事，大多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在罢黜了一批官吏之后，“论者藉藉”，富弼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却说：“一家哭何若一路哭？”由于官僚集团受到极大震动，史称“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予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6]由于“新政”限制了权贵、官僚的既得利益，招致了猛烈的攻击。不久范仲淹被贬，象征新政的失败收场。庆历新政的失败，社会矛盾更为激化严重，更形成了所谓的朋党之争，这更影响到后来的王安石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