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儒学,孔孟思想,孔儒思想

儒家，又称儒学、孔孟思想、孔儒思想，是一种起源于中国并同时影响及流传至其他周遭东亚地区国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与宗教体系。前5世纪由孔子创立，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以仁、恕、诚、孝为核心价值，着重君子的品德修养，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重视五伦与家族伦理，提倡教化和仁政，轻徭薄赋，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保国安民，富于入世理想与人文主义精神。

儒家起初仅属诸子百家之一，在秦代大受迫害，自汉代起却得到朝廷独尊，成为官学与国教，掌握文化教育与入仕之途，奠定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崇高地位。在两晋南北朝和唐代，儒家与佛、道二家并称三教，儒学一度失去在哲理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继后经宋儒重新阐释，形成理学，发展心性之学后得以重振声势，伦理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并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地，大受尊崇，成为东亚一大学术思想体系，在朝鲜尤其深入民心，其流布较在中国本土更为普及。

儒家尊崇孔子为圣人，以四书五经为经典，得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二程、朱熹、王阳明、顾炎武、朝鲜李退溪、日本山崎闇斋等等大儒加以发扬，历久而犹新，对东亚政治文化与道德教育都有重大贡献。 20世纪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国力衰弱，儒家普遍受知识分子以至一般国民批评和唾弃，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和破坏，儒家失去可供托身的制度或组织，脱离于平民百姓的生活，仅有新儒家等少数学者仍然献身和发扬。今日的学者一般推断，儒家势难重拾昔日光辉，但其哲学、政治、伦理思想及文化习俗对东亚的文化、教育、经济发展仍将有所贡献。

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

形成于春秋末期

儒家圣王舜的汉代刻像

儒家由孔子创立，在周代礼乐传统中成长和发展。周朝礼乐的主要功能，是与上帝、鬼神交通，“事神致福”，由巫觋操作，并从宗教祭祀扩展到社会伦理的领域，以德行解释礼乐，以“德”为核心而建构人间秩序与礼的秩序；但祭祀仍是礼乐的核心，礼乐由巫觋设计和执行。春秋时代，“儒”者亦精通宗教礼仪，替人主持祭祀仪式，以此为业，世代相传，与巫祝相似。春秋后期，周朝政治社会制度崩坏，贵族纷纷违反礼乐秩序，封建礼制分崩离析，周天子地位低落，无力挽救。孔子是礼学专家，与弟子都曾主持仪式，对当时已败坏的礼乐极为不满，决心从内部改造礼乐传统，为旧有礼乐注入活力，重新树立其意义，恢复秩序，提倡“君子儒”，从礼乐专家转型为知识人，提升了“儒”者的思想地位，形成“儒家”，“儒”成为学者的同义词。孔子自视为周朝文化的守护者，崇拜制礼作乐的周公，要加以效法，寻求礼乐的根本，主张礼乐必须以“仁”为精神核心，仁与礼互相支援互相制约，从哲学角度重新阐释礼乐，标志着儒家精神的开端，使儒家的人文主义超越了巫的传统。

清代孔子画像

孔子是贵族后人，生于保存周朝文化礼乐的鲁国，为人好学，学识渊博，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年少时曾担任下层官吏，管理仓库与畜牧，从事教学，着重德行修养，50多岁时成为鲁国中都宰，升任司空与大司寇，但他不满鲁国当权的季氏三家，于是离开鲁国，游说其他国君采用其学说，带同弟子，周游列国13年，“知其不可为而为”，名扬四方；67岁时返回故乡，整理经书与传授门人。传说孔子有弟子3000人，精通六艺的有72位。孔子提倡学以成人，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相信上古圣王尧舜时是大同时代，继承周代的政治思想，认为为政者必须有美德，把礼的根源由“天”改为内求于“心”，以“仁”为礼之本，仁内而礼外，仁是礼的精神内核，而礼则是仁的载体，使仁的精神得以显现。孔子深信自己受命于天，天命要他承担起领导精神世界的大任，传“道”于天下，他也毅然以此自任，虽失败于政治改革，却诲人不倦，激励许多追随者，使人心悦诚，没有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却受尊为至圣先师，“圣之时者”。

战国至秦代

孔子弟子中，颜回、曾参、子贡、子夏最为热忱，身后弟子分为八派。孔子孙孔伋（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主张仁政和王道，自视为王者之师，指出真君子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者是卫道之士，道德模范。孟子又批评当时墨家和杨朱的主张，主张重义尚公，为政者应以身作则，广施仁义，实行王道，以民为本：“民为贵，社禝次之，君为轻”。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能透过自己的努力臻于完美，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可以培养成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称为“四端”。人能充分认识“心”，就能了解本性，进一步认识“天”。荀子是齐国稷下学者中最出色的一位，以博学雄辩著称，倾向现实主义，认为孟子人性本善之说过于天真乐观，忽略了礼法稳定社会的作用。他强调人性本恶，心却有认知功能，人们自我约束，按礼法行事，并接受教育，就能成为有德之人。他亦提倡仁政和王道，人要学习经书典籍，以及官府的法规，倾向权威主义，与法家学说有相通之处，其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但荀子仍被尊为儒者的典范。孟、荀二子深化和开拓了儒家思想，充分诠释孔子的人性论与天道观。

战国时代后期，法家与儒家针锋相对，法家批评儒家的仁政，譬喻为慈母的溺爱，导致姑息养奸，纵民为患。秦始皇厉行法治，视儒家为敌人，下令焚毁经书，坑杀儒者，即“焚书坑儒”。

汉代

汉代儒生董仲舒像

西汉初年，黄老道家学说盛行，儒家亦加入了汉朝，儒生叔孙通为汉高祖制订朝仪，陆贾和贾谊等少数几位儒生亦提出政见。汉武帝时，儒家开始广泛影响官员，汉武帝气质上是个法家式的暴君，却接受丞相公孙弘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五经成为学术与教育的核心。前136年，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前124年，挑选50名“博士弟子”，创立太学，到前8年，太学生多达3000人，每年有约100名儒生通过考核成为官员，儒生开始掌管朝廷礼制。西汉后期，儒家改革宗庙、郊祀等国家祭祀，渗透到公卿阶层，使儒教国教化。58年，所有官学都祭祀孔子，175年，学者讨论后，官方颁布五经的正式版本，刻于石碑，在洛阳竖立。东汉后期，全国士人都曾研习儒家经典，官学定期举行祭孔大典，孔子受奉若神明，孔庙遍布全国两千多个县。汉末宦官专权，激起太学生的激烈抗议，朝廷加以高压，169年监禁和流放数千名太学生及同情他们的官员。

汉代儒家建基于天人感应之说，不太重视孔孟的心性论，忽略内圣而着重外王，有时表现为一种利禄之途。汉代儒学代表人物是董仲舒，特别着重《春秋》经，坚持道德理想主义，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肯定君主的无比权力，也设法防止君权超越一定的范围[5]:1。他提出天人相应的理论，一年4季、12个月、366天，与人的4肢、12节（每肢3节）、366骨是相应的。天人相应的形而上学，引申出天人感应的信念，把儒家伦理与宇宙观结合。其灾异说认为，旱灾地震、日蚀彗星，以至妇人生须，一切不寻常的自然现象，都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这种天人感应说成为儒家遏制皇权的手段。董仲舒属今文经学派，今文经以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热衷探索经书中的“微言大义”。汉代古文经学的态度则较理性，古文经以先秦篆书书写，代表学者有扬雄，他模仿《论语》和《易经》，著有《法言》与《太玄》。

魏晋至唐代

魏晋时期政治动乱，外族入侵，佛道二教兴起流传，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士人，反对周、孔名教，之后佛教长期支配中国的思想界与民间信仰，形成三教鼎立，互相抗衡的局面，儒家一度失去独尊地位，经学大受冲击。但儒家仍是主流的政治与伦理思想，魏晋玄学代表人物王弼认为，孔子对“道”的体会超过老子；北魏等胡人政权汉化时，亦会儒家化；礼学得到朝廷重视，切实推行。南北朝后期及唐代，朝廷一再下诏辩论三教优劣，儒家被视为“治世”之教，与修心的佛教与养生的道教并列。唐代儒学复兴，官方编定《五经正义》，总结汉、魏以来的经学，门第贵族以礼法维系，儒家三礼之学较为盛行，儒家礼仪贯彻于帝国行政，包括《唐律》的编纂，建立科举制度，精通经学成为出仕条件，从此士人思想深受儒家体系影响。唐代的哲学思想，却仍为佛教所垄断，《中庸》和《易传》等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儒家经典，也受僧人道士注意。李翱撰有《复性书》，韩愈则提出道统问题，排斥佛教，力求复兴儒学。为了回应佛道二教的挑战，儒家开始重新解释古典的儒学。

宋元

白鹿洞书院今貌。

宋代理学受佛学影响而形成，拓展了先秦儒家传统。宋代许多名臣与士大夫，如胡瑗、孙复、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司马光、邵雍，都有功于复兴儒家。当中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五人，整合个人修身、道德伦理、形而上学与历史哲学，使儒学恢复生机，传承了儒家道统，称为理学。周敦颐诠释道教的太极图，建立天地人三才观，人要赞育天地之化；他认为天道寂然不动，圣人亦常处寂静，又感通万物，洞察入微。张载所撰《西铭》，传扬民胞物与的信念，成为理学信念的宣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指出“理一分殊”，气把人与天地万物结合在一起。程颢强调天人相感相应，“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天理普遍存在于万物与人性之中，人心诚敬，即可得净化。程颐进一步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在修身之道强调“格物”，并不独尊“心”的重要性。

南宋朱熹追随程颐的理学，确立了身后数百年儒学的面貌，影响不限于中国，扩及朝鲜与日本。朱熹定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次序，称之为四书，置于五经之上，综合加以注释。他追尊北宋诸子为孔孟道统的继承人，主张格物，以心去探知事物根本之理，以实现“仁”；人要涵养诚敬之心，也要求致广博之知。他在江西重建白鹿洞书院，教学内容包括读书、静坐、礼仪、书法、算术等等，成为后世东亚各地书院的模范。与朱熹同时代的大儒陆九渊，思想本于《孟子》，主张“立乎其大”，强调与宇宙浑然一体的直观体会，“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批评朱熹格物之说支离破碎，曾与朱熹在鹅湖寺辩论，其心学及后在明代与日本德川幕府一度发扬光大。

元朝首创以四书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部分儒生出仕于异族王朝，朝廷首席学者许衡引进和简化了朱子学，亲自教授蒙古王室子弟；部分儒生则不愿出仕，刘因重视格物而不废心学，吴澄则尝试调和朱陆异同。

明代

明代大儒王阳明像。

明朝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高峰，儒家在政治高压下另觅出路，转向扩大民间社会的空间。有志济世的儒生，许多放弃“得君行道”的方法，转而采用“移风易俗”的路线，避开政治，说教对象不是朝廷而是社会，转向民间开拓新空间，找到安全的思想新出路。明代首位大儒是薛瑄，他紧随朱子学，又格外重视修心养性；吴与弼和陈献章都有功于儒学，指出学习不单为科举考试，而是为明心见性，为王阳明学说奠基。王阳明是朱熹以后影响最大的儒者，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批评朱子后学过分着重文字细节。他主张知行合一，道德教育植根于“心之本体”，又叫“良知”，即人人皆有的良心，胸怀天地的人，不忘恻隐之心。王阳明主张良知是人人都具有的，把决定是非之权暗中从朝廷还给每一个人，有抵抗专制的意义，阳明学末流亦倾向不谈政治。王阳明后学著名的有王畿、李贽，其道德乐观主义在明末则受到刘宗周等儒者的批评。

清代

清代中国的儒家化达到顶点。清朝把儒学转变成政治意识形态，把诠释儒学最后真义视作帝王特权，通过文字狱消磨儒生精力。清初，刘宗周弟子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顾炎武专长于制度史、音韵学与古籍研究，被尊为朴学巨擘；王夫之对形而上学、史学与经籍有详细著述，当时不为士大夫所知，却是儒学史上最有创意的思想家。清朝屡兴文字狱，使儒家在经学考证中求逃避；顾炎武的古籍整理，在18世纪也激发起儒者投身朴学，专致于考据语义与版本。其中戴震是最具哲学思想的考据学家，撰有《孟子字义疏证》抨击宋学，并参与编纂《四库全书》。

晚清以来，中国变局前所未有，儒家的中心地位动摇，儒家秩序开始解体。为了救亡图存，甲午战争以后，儒家开始发现西方思想与制度，是中国求富强必须借鉴的。今文派的公羊改制说和古文派的融通中西学说，都通过西方的观念和价值，重新阐明儒学的现代意义，扩大儒学系统。今文经学家康有为、古文经学家章太炎、刘师培，都批评儒家政教礼俗的流弊，希望发挥儒家的原始精神，提出抑制君权而保障民权，兴办学会（如康有为的强学会），并重视个人自主，自由平等，希望扩大民间社会及个人的功能，使之从政府的压制中解放出来。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割断儒学与利益分配的联系，儒家失去制度上的支持，只能以文化传统的余绪，绵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