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

汉朝（前202年－220年）是秦朝后出现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极具有代表性，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汉朝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西汉（前202年－9年）与东汉（25年－220年），中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9年－23年）与更始帝时期（23年－25年），西汉与东汉合称两汉，还有季汉（又称蜀汉）；亦有以东汉与西汉的首都代指，合称两京。西汉第一位皇帝是汉高祖刘邦，建都长安；东汉第一位皇帝是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

汉朝初年皇帝直辖区和诸侯国。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实现真正统一的帝国，北到草原、南到长沙、西到荒漠和青海湖、东到辽东半岛都是稳固的汉土，在这片土地上人民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隶书记载了这些文明。因此，汉朝常被称为“强汉”，并与后来的唐朝并称“强汉盛唐”，唐朝人亦有“以汉代唐”的现象。汉朝与公元前一世纪兴起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帝国东、西遥相并立。后世多将汉朝和约略同时期在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及文明的强大帝国。在汉武帝期间，又开疆拓土，汉朝陆续攻灭南越、闽越、卫氏朝鲜，在河西四郡和西南夷聚居地建立汉朝直属郡县。

汉疆域最鼎盛时期，正北至五原郡、朔方郡（今内蒙古包头及巴彦淖尔一带）、居延海乃至外蒙古，南至日南郡（今越南广平省），东至右北平和辽东半岛，西部至青海湖、河西四郡，新疆广大地区各政权臣服于汉朝。

汉朝进一步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特别是西周文化和春秋经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在后世，汉人成为中国人的自称，隶书亦被定名为汉字。汉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其归属感强，至西晋时依旧有义阳蛮张昌，匈奴人刘渊，刘芒荡以汉朝名号造反，直至唐代，“卯金刀”、“刘举”、“刘氏当王”、“刘氏主吉”、“伐武者刘”等一系列宣扬刘氏复兴的金刀之谶都络绎不绝。人们经常把汉朝和之后的唐朝并称汉唐，并以之为中国朝代的代表。

汉朝最早使用年号，建元为首个年号（汉武帝使用），但实际使用的第一个年号是元鼎，之前的年号系追认。汉初根据五德终始说，定正朔为水德，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篡政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和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属于火德。汉光武帝光复汉室之后，正式承认这一说法，从此确立东汉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及《三国志》等皆采用这种说法，因此汉代亦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刘汉”。

疆域

汉初，因秦末民变和楚汉战争致使国力虚弱，只得退让防守。河南地区在秦末民变爆发时为匈奴占领。期间南越（南粤国），闽越（闽越国），黔中地区亦先后独立。国土大幅减缩。

文景之治后，汉武帝时期，武功鼎盛，国土大幅扩展。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陇西、北地、上郡的北部，置朔方、五原二郡。云中、雁门二郡的北界也向外扩展。西汉的北部疆界至此推到河套，阴山以北。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出陇西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酒泉郡。后又分割为张掖、敦煌、武威三郡。连同在湟水流域设置的金城郡，合为五郡，开始对西域的控制。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迫于闽越王的威胁，举国内迁到今江淮流域。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军又平定闽越国，其地划入会稽郡。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军平南越国，又占有海南岛，在该地设十郡。在西南方向，汉军征服诸国，边界推移到云南哀牢山和高黎贡山。元封二年-元封三年（前109年—前108年），汉军在东北地区平定卫氏朝鲜，设置辽东四郡。边疆形势蔚为改观。

新莽末年，疆域萎缩。东北撤销真番、临屯二郡。西南地区由七郡变成五郡，并且放弃海南岛上的珠崖、儋耳二郡。光武中兴后形势得到改观，版图基本恢复。东汉末期，中原战乱不断。曹操放弃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北地六郡。河套、陕北、晋西北、河北北部地方先后放弃。高句丽与林邑两国蚕食东北及南方国土。只有西南地区扩展至大盈江一带，其中益州郡、牂牁郡、永昌郡，与西南滇王（前278年—115年）、夜郎王（直至前27年）、哀牢王（直至76年）及钩町王共同并存。

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时汉朝的统治区域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时汉朝的统治区域

军事制度

征兵制

汉朝早期实行征兵制度，男子廿三岁起至五十六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在地方服役，名为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在本郡服役，划分兵种，加以训练。屯戍各分为两种：在京城或王国都城屯戍的称“卫士”，在边郡屯戍的称“戍卒”。服役期满后，役男即可返乡，不过仍有随时应召服役的义务。兵役之外，还有繇役，即每年为郡县政府服力役一月，服役者称“更卒”，同样也是五十六岁免役。

京师的驻军分为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和官署，另一支为北军，屯驻于三辅地区保卫首都其他地区。它们名称的来源，是汉的长乐宫、未央宫等宫，都在长安城的南部，故宫廷卫军集中于城南，守城军队的重心则在城北，因此有南北军之称。所谓卫士，即是指南军士兵，由三辅以外的各郡役男轮番充任。但卫士是有经过选拔的，并非所有的役男都当卫士，不充卫士的则当戍卒。北军的士兵，则由三辅的役男轮流担任，可能即是服正卒役。至于王国的卫士，则只在本国首都服役，不须屯戍京师。屯边的戍卒，大都是关东人，此外尚有少数当地人；他们在边塞城堡中，担任守望的工作。

服正卒役的役男，由各县集中于郡，划分兵种，给予训练。当时的兵种，主要有四种，即步卒、材官（精选的步卒），骑士、楼船士（水兵）。兵种的确定，皆依照当地的环境来做为标准。如西北产马，则当地役男多编为骑士；平原及山地区（如巴、蜀、三河、颍川诸郡）的役男，则多编为步卒和材官；东海沿海及江湖附近地区（如庐江、丹阳、会稽等郡）的役男，则多编为楼船士。此外还有一种车士，多用于丧仪。各郡的正卒统属于太守，而由都尉指挥监督，每年八月，由太守，都尉会同各县令长丞尉一同检阅，评定高下，名曰“都试”。都试的科目，以射为主，并加试其他技术。靠水的地方，则作水师演习；边郡地方，则由太守率领马队巡行塞障。正国的正卒，则统属于相，而由中尉率领。

汉代虽没有固定的免役法，但也有若干免役的规定，由皇帝随时以诏令颁行，大致上可分为四类：一是有政治地位的人，可以免役。惠帝时，曾下诏规定官吏秩六百石以上与父母妻子同居的，或曾做过将军，都尉、二千石的，都可免役。此外，如宗室、关内侯，也曾数见于诏令。二是用以奖励才德。惠帝时，曾下诏免除“孝悌力田”者的免役。元帝时，能通一经的儒者也可免役。三是有功的人，可以免役。如高祖规定，凡曾随他入蜀汉定三秦的二千石吏，可世世免役；跟他参加平城之役的吏卒，可终身免役。宣帝时，也曾诏准霍光的后代免役。四是特殊情况下的免役。如人民九十岁以上只有一子，或是身材短小与染有疾病者，均可免役。

编制与调发

汉朝军队的编制，可分为三项：一是京师驻军及中央设立的地方常驻军队的编制，二是地方郡兵以及边郡亭障的组织，三是战时的统率系统。

京师驻军有南北军之分，其任务也不相同，南军由卫尉统领，守卫宫城。官城以内各殿舍的守卫，则以卫郎担，由郎中令统领。卫郎虽属南军系统，但其份子并非从各地的役男中抽调而来，而多半由二千石以上大官的子弟，有军官的良家子，郡国推举的孝廉的博士弟子员等来充任，此外还有不少富人子弟。这个集团可以说是皇帝最亲信的卫队，也是未来将相大臣的储备所。武帝时，于南军增置羽林、期门等兵，为皇帝的随从护卫，由光禄勋统领。

北军由中尉统领，它的职责是拱卫都城，维持京师的治安。武帝时，改中尉为执金吾，并增置八校尉（中垒、越骑、步兵、长水、射声、屯骑、胡骑、虎贲）及城门校尉，于是北军大幅扩充，东汉分北军为五校，即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各由校尉率领；并另设城门校尉。

正南北两军原各有两万人，武帝时期各减为万人。京师没有长期驻扎的军队，正卒一年一轮换。同时另外组织三支侍从军（期门、羽林和羽林孤儿）。元鼎六年（前111年），又成立八支禁卫军，每支有士卒约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因称“八校尉”。这是中国历史上募兵制的开始。到东汉光武帝时期，军权进一步集中到中央。东汉时的南军，按编制卫尉以下共有官长公车司马令，卫士令、都候、宫掖门司马及丞、尉等十九人，员吏二百九十九人，卫士二千五百零七人。北军五校则有官长校尉五人，司马六人，员吏六百十四人，士兵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西汉南北军的士兵，是按兵役法自各地征调而来，东汉则是招募来的。南北两军因是首都卫戍部队，都不负野战勤务。但从武帝起，时有以京兵远征的事，东汉因行募兵制，民不知兵，一遇有事，多以京兵出战。

东汉和帝以后，宦官权势日大，至灵帝时，更拥有自己的武力，置西园八校尉，即上军、中军、下军、典军、助军左、助军右、及左右八校尉，以宦官蹇硕为统帅。又因有皇帝的支持，原有的南北军自然无法与之为敌。朝中大臣、想要铲除宦官，甚至想仰赖地方军队，因此造成董卓之乱。

东汉时，除了京师军队北军五营、虎贲、羽林之外，中央在地方设立常驻军队，号称“营兵”。营兵主要受朝廷特别设立的都尉、校尉、谒者、将军、中郎将等指挥，并和地方太守联系不大。其中主要有黎阳营、虎牙营、雍营、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度辽将军（度辽营）、匈奴中郎将、渔阳营、扶黎营、戊己校尉。

地方各郡郡兵则是平时只有千人，遇战事临时扩招，且受太守直接指挥。

屯边的戍卒，多在边防工事的亭障中服役。亭的防御设备有用土做成的高墩，为四方或六角形，上有通信用的旗杆。士墩叫烽台，又叫堠；四围有墙叫坞，坞高约合市尺一丈乡右，每边长五丈余。烽台和坞合称为燧。发现敌人时，则于烽台上点燃烽火，敌人逼近，则据坞以守。两亭之间，相距约十里。每隔三亭以上，有特备公务人员食宿的“传舍”，设于亭的附近。备有传舍的亭的，称都亭。障较亭为大，亦有围墙，可容二百人，也可以放烽火。亭多设于长城以外，障多设于长城沿线。障的首长为障尉；燧有燧长，由亭长兼任；均受太守、都尉的指挥。

汉代遇有征伐，多自各郡国调兵出战。战时的统率系统，最高者为大将军或将军，皆临时派定。将军之下有部，大将可统五部，每部的首长为校尉（比二千石）和军司马。部下有曲，首长为军候，曲下有屯，首长为屯长。至于地方的局部战争，则由郡都尉或县尉、乡官等统兵应战。东汉后期的刺史，也可以统兵。

至于军队的调发，其权掌握在中央政府。国家有事，由中央下令调兵，太守发兵，西汉时由郡国都尉率领，东汉时郡国都尉裁撤，太守直接率领；至于中央下令时所颁的信物，高祖时用羽檄，是一块长一央二寸的木偶，上插羽毛，表示疾速。文帝时，以虎符及竹使符调兵，虎符是铜制的虎形，竹使符是五寸长的竹片，上刻篆书。两种符都是分成两半，一半存于中央，一半存于郡国，中央欲调某一郡军队，则派使者持符前往征调，太守勘验属实，然后指挥军队出发。但这办法只限于内部，边郡因应情形特殊，太守有自行发兵之权，汉代太守对军事所负的责任很重，如有过失，会被弹劾为“乏军兴”，其罪重则死，轻则免。

募兵制

汉代的募兵，是东汉征兵制破坏后才普遍施行的，但早在西汉武帝时，那时便已经兼用募兵。当时对外战争频仍，征兵不敷使用，因此必须于征兵之外，再另外招募，八校尉的士卒，就是招募来的。此外，武帝也曾利用大量的刑徒及恶少年从军。武帝以后，募兵事由更为常见，有时甚至招募异族为兵，例如宣帝时代的羌骑，就是招募羌人组成的骑兵。

东汉光武初年，鉴于多年水旱为灾、连年战争造成户口锐减，决定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从建武六年至建武二十三年，共计五次罢省郡国兵。虽然百姓仍有随时应召当兵的义务，但平时没有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因此士兵素质大为降低。此外郡都尉也因节省军费而停止执行训练，各郡国的役政，乃陷于停顿状态。但这种情形只限于内郡，边郡则不废都尉和都试。这种情况从光武帝之后，便一直持续下去，因此政府不得不募兵来临时补充兵源。再来官部郡征兵机构的撤销，虽然东汉法律有征兵的条文，但有事时临时征兵远不如招募来得方便，因此征兵的事，很少实行。灵帝时，黄巾乱起，屯兵不足以应付，因此大举招募，皇甫嵩、朱儁等人的平乱军队中，便有大量的募兵。其后大将军何进也会招兵买马，以制宦官。

由于东汉政府提倡儒学，人民风从，籍由经术取得高官之位，对兵事自然感到厌弃。既然人民不愿从军，募兵的数量常感到不够。而自光武帝以来，各种胡族，聚集于近塞或塞内，他们仍保持其原有的勇悍风俗，于是汉朝又招募胡人为兵。招募的胡人，大都用来守边或用来攻伐不顺的外族。光武时，匈奴南单于投降，光武移之于塞内，命其捍卫边疆，兼拒北匈奴及鲜卑。东汉一代，除南匈奴外，尚有大批投降的鲜卑、乌桓、羌，为政府招募为兵。东汉采“以夷制夷”的政策，用这些归降的胡人军队从事对外的战争。这种现象成为东汉灭亡的诱因之一。

募兵制的最大缺点，就是非常容易把国家的军队变成私人武力。因为募兵常为无家无业的人，没有家庭和产业的牵挂，也没有一定的服役期限；长官与他们长年生活在一起，只要善待之，他们自然会视长官如父兄，为之出生入死；这样一来便会形成私人为中心的中心集团，于是军阀就是这样产生的。东汉时，羌人强盛，屡次侵犯西疆，中叶之后，成为东汉边疆一个很大的威胁，政府见此情况之下，只好让大军长期防卫西边各郡。这些军队因为经常与羌人作战，战斗力很强，与内部缺乏军事训练的各郡比较起来，战斗能力自然相差很大。东汉末年，凉州爆发北宫伯玉之乱，随后马腾、韩遂等纷纷加入，汉灵帝多次派遣大军都不能平叛。凉州也成为东汉末年率先脱离汉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之一。而出身凉州的董卓，控制了汉朝中央政府后导致各地郡守反抗，拉开了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