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司马晋

晋朝（中古汉语IPA读音：/tsìn/，266年－420年）是中国历史的朝代之一，上承三国，下启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因晋朝皇室姓司马，所以又称司马晋。晋朝又分为两个时期，即西晋（266年－316年）与东晋（317年－420年），合称“两晋”，共154年。西晋为晋武帝司马炎所建立，首都为洛阳；东晋为晋元帝司马睿所建立，首都为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两晋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政治制度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过渡。

晋室先祖在三国时期为曹魏世族，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铲除曹氏皇亲，自此司马氏掌握曹魏实权形成霸府政治。266年，晋王司马炎胁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帝位，改国号曰“晋”，定都洛阳，是为晋武帝，史称西晋。280年，西晋灭孙吴而统一天下，但和平稳定的局面只维持了短短十几年。晋惠帝继位后，朝廷渐乱，领有军权的诸候王纷纷动乱，史称八王之乱。晋朝元气大伤后，内迁中原的诸外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的局面，大量百姓与世族开始南渡。316年，西晋灭亡，北方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317年，晋室皇族司马睿于建康称帝，定都建康（即今南京），是为晋元帝，史称东晋，据有华南地区的领土。中原的世族及百姓陆续南迁，形成华北地区的侨民和南方土著共同聚居的局面。东晋初期，王导等人采取镇之以静策略，稳定局势。东晋皇权衰落，朝廷大权主要由世族掌握，由于军权外重内轻，朝廷控制力弱，不少藩镇心怀野心，先后发生了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及桓温专政。虽然部分士族当权者有恢复之心，前后发动几次北伐，但是朝廷担心野心家借此扩张势力，大多消极支持。383年，前秦出动举国之师，意图灭亡东晋。面对亡国之祸，东晋君臣一心，凭借淝水之战奠定胜局。谢玄等将领乘胜追击，成功的收复大批失土，致使前秦崩解，引发了北方军事和政治格局的变化。然而，东晋后期又发生朋党相争及桓玄作乱。平民负担沉重，又发生孙卢之乱。谯纵亦据蜀地自立。最后刘裕崛起，平定诸乱，凭借军事力量夺得帝位，建国号“宋”，是为宋武帝，史称刘宋，中国从此进入南北朝时期。

经济方面，东晋庄园经济的比例比西晋更大。由于农业技术提升等因素，在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密集开发下，江南获得全面发展而繁荣兴盛，中国的经济重心也逐渐南移，后来才有大运河的出现。此外，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长足进步。

晋朝虽为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而他族则作为被统治者而同化，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而他族或以征服华夏者而同化，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之状况。

国号

自甘露三年（258年）起，魏帝曹髦、曹奂都曾封司马昭为晋公，但司马昭一直辞而不受[8]。直到司马昭发兵攻蜀汉后，曹奂以并州等十郡封其为“晋公”，司马昭才受封，这是国号的最早来源。灭蜀后进爵为晋王。后来其子司马炎继承他的爵位，266年魏帝曹奂禅让于司马炎，国号称“晋”。五胡乱华，晋室南渡，琅邪王司马睿在建业重建晋朝，因其在洛阳东面，史分为“西晋”和“东晋”。

政治体制

西晋蟠龙环

两晋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世族（又称士族、势族、门阀）的形成始自汉魏，主要由地方豪强、经学世家或累世为官者组成。九品中正制的诞生不仅成为维护世族政治的主要工具，也构成其一部分。220年曹魏实施九品中正制作为拔选人才的制度，以取代因战乱而崩溃的察举制度。魏晋时担任审查的中正一般为二品官，但二品官几乎为世族，使得世族获得拔选人才的权力。由于在拔选时往往重视家世而忽略才德，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曹魏“九品官人法”起初依才能、德行与家世为标准，将士人评为九等后来演变成以家世为重。

五胡乱华后，随晋室南迁的北方世族称为为“侨姓”（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南方世族则称为“吴姓”。东晋时，以侨姓世族为主世族政治发展到巅峰，几乎独占政治权力。至于吴姓世族，东晋朝廷对其采取排斥态度，吴姓世族也不愿与其积极合作，久之双方隔阂加深。然而，随者江南的开发，寒族及吴姓世族也逐渐抬头。

架构方面，朝廷的决策机关与行政机关也逐渐分立。尚书省、中书省及门下省依序独立出来，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隋唐的三省六部制。西晋承袭曹魏，中书监职权甚重，名实方面俱称为宰相。由于地处枢近，虽然官位在尚书令之下，但权力在其之上。同时门下也自中书分到部分权力，共同掌管决策，尚书则掌管行政。尚书的内部架构发展较为充分，在西晋即有省、曹、郎曹三级机构，“八座”之官。中书及门下直到东晋方扩张机构，中书省分局曹以协理奏章，门下至晋哀帝时建立门下省。后来皇帝为了提防权力渐盛的中书省，以门下省参与政治以牵制之。

两晋的三公虽然无实权为荣誉职，但可为皇帝顾问，该职也用来安置权臣。当时一些权臣，大多以三公录尚书事、加领中书及门下，或加领大将军、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至于监察制度，御史台成为完全独立的部门，直接由皇帝控制。然而其主要功能为维护皇帝威严，并非扫荡贪污。御史台架构完整，属官分为监察司法的治书侍御史、维持朝殿威权的殿中侍御史和监督官吏是否渎职的侍御史。

由于《魏律》内容繁杂，早在司马昭执政时即命羊祜、杜预、裴楷等人参考《汉律》及《魏律》来修编新法律。267年完成新律，次年颁行全国，此即《晋律》。因为于泰始年间颁行，又称《泰始律》。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在中国本土通行的法典。张斐、杜预各别又为《晋律》作注本《律解》（张著）及《律本》（杜著）。经晋武帝批准后，该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又与《晋律》统称“张杜律”。这种以注辅文的立法方式影响后世，如唐代的《永徽律疏》。

军事制度

西晋军镇及八王封国分布图

西晋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晋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20]。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军。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后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后，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20]。

晋武帝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详见晋朝藩王列表）。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颙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借此篡位。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20]。

经济

农业

《耕犁图》，魏晋墓砖画。

由于兵事将休，在晋武帝时期就废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给予农民，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25]。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虽然课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时重一倍，但由于农民由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构成，所以负担比屯田制稍微减轻。[26]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后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6]。

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孙吴时期，江南经济日益开发。当时吴姓世族即拥有众多的庄园。晋室南迁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发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于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征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姓负担。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速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后，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

手工业

《采桑图》魏晋墓砖画

手工业主要由官府专营，设置少府及作部。冶炼业得到了发展，灌钢技术的发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品质也更好。在热处里技术中发明了油淬，使铸铁可锻化，最后锻件成为主导地位。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马钧改良纺织机，品种及品质皆提升。当时制纸业除麻纸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纸”。纸张已经可作出雪白纸及五色花笺，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简和绢锦。制瓷业在制成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并广泛在南方地区扩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窑、瓯窑、婺州窑及德清窑。制茶业方面，由于晋代士人习惯饮茶并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种植区域进展到东南沿海。造船业归官府管理，当时大船载重达万斛以上。由于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兴盛[6]。

商业

平吴之后，皇室与官僚逐渐普及参与经商，并将商业活动发展到交广等边远地区。例如吴王司马晏的部下从事“市买钱帛”的簿册，对商业的参与有一定的规模。石崇任荆州刺史时，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他生活奢侈，甚至与王恺竞相争豪。晋室南渡后，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地区，商业仍然兴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次为江陵。由于战乱与铜量不足，铸钱不足，币值处于混乱状态。贸易也有发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广州海上贸易发达，进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丝绸为大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