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三国时期,三国时代,

三国（220年－280年）是上承东汉下启西晋的一段历史时期，分为曹魏、蜀汉、东吴三个政权。赤壁之战时，曹操被孙刘联军击败，奠定了三国鼎立的雏型。

三国疆域图：绿色为曹魏疆域，黄色为蜀汉疆域，红色为孙吴疆域。

220年，曹丕篡汉称帝，定都洛阳，国号“魏”，史称曹魏，三国历史正式开始。次年刘备称帝，定都成都，史称蜀汉。222年刘备在夷陵之战失败，孙权获得荆州大部。223年刘备去世，诸葛亮辅佐刘备之子刘禅与孙权重新联盟。229年孙权称帝，定都建邺，国号“吴”，史称东吴，至此三国正式成立。

此后的数十年内，蜀汉诸葛亮、姜维多次率军北伐曹魏，但始终未能改变三足鼎立的格局。曹魏后期的实权渐渐被司马懿掌控。263年，曹魏的司马昭发动魏灭蜀之战，蜀汉灭亡。两年后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废魏元帝自立，建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统一中国，至此三国时期结束，进入晋朝时期。

文化

学术思想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分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西晋篡魏后，晋武帝司马炎为王肃外孙，王学遂被立为官学，黜郑申王，王学成为一时宗主。然儒家经学已经陷于穷究章句之僵化境地，日益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一些士人开始回归传统文化，研究道家思想。玄学应运而生。

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思想。《老子》、《庄子》和《周易》是主要研究对象，合称三玄。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名士何晏、王弼尚谈老、易，王弼注释《老子》并以老子思想解释《周易》，从而开启玄学清谈之门。主张万物皆生于无，以无（道的原理）为本，有（表象）生于无。进而，提出‘名教出于自然’，名教与道的关系，是子与母的关系。魏末晋初，司马氏已经权倾天下，党同伐异，篡魏之心昭然若揭。一部分士人既不愿意与司马氏合流，又无力改变现实，于是生求道出世之意。提倡老庄思想的自然真性，鄙视司马氏以儒家名教束缚世人的虚伪。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司马氏以崇尚名教自饰。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嵇阮等人认为儒教礼法压抑自然真性，强调‘心与善遇’而回归真诚无伪的人性。他们不拘礼俗，甚至放浪形骸，以此不贤行为拒绝为司马氏征用。嵇康被杀后，竹林玄学陷于沉寂。西晋武帝死后，晋惠帝时期，朝纲紊乱，政治凶险黑暗。玄学重新兴起。

而蜀汉继承东汉儒学道统，蜀汉刘禅时期，诸葛亮奏请册封甘夫人为汉帝刘备皇后，就是按照儒家礼制来做。刘备、诸葛亮对蜀地的儒学、儒生都是尊重的。任用杜微、周群、杜琼、孟光等等人才，或为做官，或为儒林校尉、典学校尉、劝学从事，有的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太子仆、太子庶子。蜀汉的政治指导思想，和东汉一样，都是儒。至于诸葛亮推崇法家，但并未放弃德政，儒家也要刑法，但以德政为最终理想。

文学

三国文学中以曹魏文学最盛，分为前期的建安文学及后期正始文学，其中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这是因为自曹操等人热爱文学，各地文士纷纷吸附。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华洋溢，曹丕著有文学评论《典论》，导致文学开始自觉发展，加上他本身亦从事文学创作，擅写七言诗，故亦跻身“三曹”之列。曹植具浪漫气质，著有《洛神赋》等文。建安七子与蔡琰、杨修等人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受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难以直接面对现实。当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司马懿在高平陵政变击溃曹爽等皇室势力，至此司马氏掌握魏室。而司马师、司马昭对反对派采取高压政策，使得正始文人大多寒蝉不敢作为，转而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著，持比较冲淡的态度。然而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尚继承“建安风骨”，敢于面对司马氏政权，其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文心雕龙》提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皆为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

孙吴作家有张纮、薛综、华核、韦昭等。张纮为孙权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华核则是孙吴末年作家。蜀汉作家有诸葛亮、郤正、秦宓、陈寿等。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师表》等。其文彩虽不如他人艳丽，然而内容浅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决心。秦宓所写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蜀中亦多有学者为书作注，如：许慈、孟光、尹默、李譔等，蜀汉后期有谯周、郤正都醉心于文学，谯周更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达意见的《释讥》。 东汉末年亦有研究纤图、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之后出现了周群、杜琼等人。

三国时期有名的史学家有王沈、鱼豢、韦昭及陈寿。王沈的《魏书》被史学家刘知几评为“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这跟他亲附司马氏势力，打压魏帝曹髦有关，故该书的参考价值也相对较低。韦昭善写史，著有〈吴鼓吹曲十二曲〉，内容为整部孙吴发展史，与缪袭的〈魏鼓吹曲十二曲〉南北相对。他又著有《吴书》55卷等。陈寿编写的《三国志》为前四史之一。他参考《吴书》及鱼豢撰写的《魏略》等资料，采三国并述的方式，创新纪传体史书的写作模式。虽仍有不足之处，但实为研究三国历史不可或缺史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