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开始了战略性转变。1985年5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具体地说，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队的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实行这一转变是建立在对国际战略格局的科学分析和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正确估计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同志于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在准确地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强调指出：“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128页)这一科学的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发展。当然，我们说大仗一时打不起来，绝不是说大仗的危险已经完全排除，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对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们应该辩证地理解，既要坚信大仗一时打不起来的判断，又不能放松对战争危险的警惕。实行这一转变也是贯彻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关于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国家的经济建设被置于中心位置，其他一切工作，包括国防建设、军队建设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讲服从和服务，并不意味着降低军队的社会地位。在革命战争时期，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突出军队的地位是非常自然的，这是革命事业的需要。现在，从一切为了战争胜利，转到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的地位，这也是革命事业的需要，这是随着国家总任务的变化而自然出现的情况。更为重要的，经济是军事的基础，国家的经济条件对于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起着决定性作用。强大的国防力量必须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国富才能兵强。实行这一转变也是我军自身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柱石。要充分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加快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步伐，使我们的军队真正成为，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和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这一战略性转变，为我军正确制定和执行在新时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