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8年6月日本军阀用野蛮手段炸死张作霖，原来是想造成混乱局势，混水摸鱼，乘机进占东北，但是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它就改变策略，用拉拢的手段来鼓动张学良，阴谋诱使东北集团维持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局面，成为一个在日本控制之下的独立王国，以实现其分化中国、宰割中国的阴谋。在张作霖被炸死后一个多月，东北当局宣布治丧的时候，日本政府特派林权助为吊唁专使来沈阳致祭。林权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做过多年的公使，日本派这样一个人物来作吊唁专使，实际上就是以实现这个阴谋为目的的。
日本驻沈阳的总领事林久治郎把这个消息通知我们后，我即和他商量招待林权助的日程。当时张学良不愿与日本人多所应酬，所以在我们安排的招待日程中，张学良出席宴会的次数很少。其中一次是林久治郎在日本总领事馆设宴招待，中国方面出席的只张学良和我，日本方面出席的也不过七八个人。宴后举行会谈，日本方面参加的为林权助、林久治郎、河野领事，还有另一个日本领事(我记不清是什么名字了)，由我一个人任翻译。
林权助在这次会谈中正式提出了阻挠东北易帜的问题。会谈开始后，首先由林权助说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意图。我们对此特别关切，请张将军将你的意见告诉我们。”张学良当时的答话非常得体，大意是说：“林权助阁下，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也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从这开头，双方就各持自己的论点争论起来。争论到了顶点的时候，林久治郎竟然指手划脚，以命令式的口吻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我也照着林久治郎的语气，大声翻译给张学良说：“他以命令式的口吻说，不准你挂旗。”张学良听了勃然变色，说：“这是什么意思?”于是林权助又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了张将军自身的利益打算。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的地位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林权助接着又说：“你说你还没有和他们来往，那很好，希望你不要急于和他们有来往。”张学良这时态度也缓和下来，说：“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这次会谈连同吃饭时间在内，共历4个多小时，夜10时半始散，临散时新闻记者曾摄影数幅(我还保存一份)。后来外边有张学良答应日本在3个月内不挂旗的说法，显系以讹传讹的谣言。
二
张作霖出殡后不久，林久治郎总领事要回国述职，张学良在大帅府设便宴为他饯行。饭后张和林久治郎举行会谈，由陶尚铭任翻译，我在场作陪。林久治郎提出一个新问题，他说：“我们日满关系这样的密切，可是现在还有些人为的障碍阻挠我们的亲善发展，那就是：一方面是不合理的治外法权损害中国的主权；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地享有居住权。日本政府为率先表示对张将军的好意起见，愿意比各国提前放弃在满洲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倘若张将军也允许日本人在满洲内地有居住权的话。”张学良听了这些话，没加思索，就连声答应说：“好，好!我们可以这样办。”我急忙从旁插嘴说：“就是内地的领事裁判权吗?那么租界和附属地、商埠地的呢?”当时林总领事也没答复我的话，张学良也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和林总领事说的是日本话。
林总领事走后已经很晚了，我就跟着张学良到他的卧室，和他说：“你和林总领事刚才说的话，找的麻烦可不小。他想拿一根针来换你的一头牛，你怎么能随便答应他呢?他回国向日本内阁一报告，你的麻烦可就大了。”张学良说：“取消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呀!”我告诉他说：“林总领事所说的取消领事裁判权，是在东北内地根本不存在的领事裁判权。因为日本人在东北内地或非商埠地的商租权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绝对租不到房子，所以他们就不能、同时条约也不允许他们在内地居住。没有日本人居住的内地，哪来的领事裁判权呢?倘若你允许他们有内地居住权，他们就可以买地押地，依仗日本政府的势力，那还得了!他若是将租界、附属地、商埠地的领事裁判权取消的话，那自然是可以答应的。”张学良说：“那怎么办呢?我答应他的话也说出来了。”我建议请他写封亲笔信，就说今晚谈话很重要，唯恐翻译有差错，所以将谈话扼要告诉他，以免误会。张学良同意这个意见，并叫我立即起草底稿，我就在他的卧室外屋将稿拟好。这时已近午夜，我敲门请他出来亲笔书写，叩门很久，没有应声。我正疑惑间，张夫人予凤至出来说：“他疲倦极了，有事明天再说吧。”我说：“不行，明早林总领事就走了，今晚非将这信写好不可。”张学良那个时候身体非常不好，还是勉强将信写好交给我。我拿信回家，已过午夜。次早我即将信交与林久治郎；并陪他上车站送行。林久治郎和我说：“翻译并没有错误，因为我们河野领事听得很清楚。不过这事也很关重要，张学良将军既然有亲笔信，我们只有以信为凭了。”并笑着对我说：“等我回来，咱们好好谈谈，我们对阁下的意见非特别重视不可。”
当天下午，张学良即用火急电话召见我，见面头一句话就问我将他的亲笔信拿回来了没有。我将林总领事的谈话详情报告给他，他还是叫我将他的亲笔信要回。我问他是对信的内容有不同意的地方，还是返悔不该写这封信，他说，全不是，就是不愿意将亲笔信留给日本人。我只得打电报到朝鲜汉城车站投交林总领事，请他将信阅毕掷还。林久治郎当即回电说，俟到东京，信用毕后即邮还。我将林的电报拿给张学良看，他一笑就了事了。那个时候，我们全是年青人，因为我逼他午夜写信，他就给我出出难题，叫我出点冷汗，追忆往事，感慨系之。从此以后，他每逢会见重要的外国人，会后常常问我：“我今天说的话，有什么错的地方没有?”我也每次都是忠心耿耿地竭诚以对。
三
在东北尚未正式挂起青天白日旗前，日本昭和天皇举行即位大典，各国都派遣专使前往祝贺，东北政权当然不能例外，所以张学良就派莫德惠和我为正副专使前往祝贺。我们带了贵重礼品，偕同秘书蔡公智、科长安祥迳赴东京，在东京与各方酬应了一个礼拜，然后到京都正式参加典礼，因为典礼是在京都举行的。原来明治迁都东京时，曾亲自允许京都作为陪都，并且规定国家大典必须在京都举行。我们一行在东京就受到了日本方面的隆重招待，特别是满铁对我们的招待更是无微不至。那时我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和我们虽然有来往，可是日本人对他却甚冷淡，例如大臣们请我们吃饭，从不请汪公使参加。
我们在东京的时候，日本外务省就和我们约定说，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希望在京都和我们举行一次恳谈。我们到了京都第二天，晚上6时田中义一邀莫德惠和我在他的官邸便餐会谈。会谈只有我们3人，因为莫德惠不懂日本话，并且他要我不必当场翻译，事后告知他即可，所以实际上就是我和田中义一两个人的对谈。我们的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由具体的铁路交涉，谈到日本和东北的政治关系，以及国际局势、张学良将军的地位等等，谈了4个多钟头。详细内容我当然不能全部记忆，但是关于谈话的重点，因为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虽然事隔30余年，还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例如：关于东北的地位与张学良将军的前途问题，田中说了很长一段话企图说服我。他说：“张学良将军统治下的东北四省，幅员比德国和法国合起来还大，物产、气候也都比德、法两国不差。从各方面看，满洲都比我们日本得天独厚。张将军掌握政权以来，也很得到你们这帮人的辅助，政绩日见兴盛，真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备了。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张将军的雄图壮志怎么样?张将军是想投靠蒋介石，归顺国民政府，做一个地方政府的高官呢，还是想怀抱雄心壮志，大展宏图，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自己创造一番事业呢?我们日本政府当然赞成张将军能够发抒宏伟大志，采取后一种办法，并且我可负全责声明，我们将全力支持他的这种事业。当然啦，张将军也许会说，我受日本政府支持的事业，我们的老百姓是不会赞成的，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转告张将军请他放心，我们绝不叫他为难，我们绝不向他要求什么新的权利，甚至我们还可将旧的权益拿出一部分来让我们共同享有，作为亲善的表示。”我插一句话问他所指的这些权益是什么，他说：“比如说，在南满铁路公司里，我们可以设几个中国理事，”同时他着重说：“当然，这是随便举的例子。”接着他又说：“王先生，你呢?你是一个年青有识、大有前途的政治家，你不愿意轰轰烈烈做一番大事、当一个开国元勋吗?难道你就心安理得地永远做一个地方官的助手吗?”他还说了好些和解的、和两国应该如何亲善的话，但是同时他也作了不少威胁性质的暗示，例如他说：“我们大和民族是优秀而有大志的民族，为了日满伟大前途，我衷心希望张学良将军能当机立断，深谋远虑，为自己前途着想。至于我们日本，不管事态怎样演变，我们的政策是钢铁般的坚定不移的!”
我对他也谈了差不多同等数量和同等分量的话。我当时的心情，是爱国思想占了主宰，对他的诱惑丝毫没有动心，对他的威胁也没感到可怕。只是他所表示的日本愿与东北谋求亲善的话，倘能得到实现，倒是我心向往之的事，因为那样我们才有机会能将自己家里的事弄好。所以我向他说：“感谢阁下的开诚见教，我必将阁下的全部谈话无错误地告知张学良将军。我现在将我个人的意见也毫无隐讳地向阁下陈述，请指教。”我说：“国家与国家交朋友，也和个人与个人交朋友一样，真正的朋友只有互相关怀彼此的利益，才能成为良友，尽管两个朋友各自的贤愚不同，地位不同。否则不管怎样叫嚷亲善，也是事与愿违，不能以心相见的。”接着我将日本人近年来在东北的横行霸道情况，举出许多实例，内中也有影射他们谋杀张作霖的事痛说一番后，又说：“我相信日本有识之士和制定国策的首脑人物，当然不会赞成这种举动的。至于我们这一方面，是双手高举，赞成阁下所号召的真诚亲善关系，因为我们是弱者，在一切方面都比日本落后。只要日本真诚和我们要好，我们哪有不欢迎的道理呢!不过，中国人的爱国思想也和日本人一样，是根深蒂固的，对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谁若忽视了这一点，谁就一定碰钉子。”为了扭转日本侵略中国的矛头，接着我对田中义一进行了反对白色人种的煽动。我说：“我们中日两国都是人口稠密、经济不算富裕、身受白种人欺侮的国家，日本虽然比我们强，但是美国移民法案对待日本人还不是和对待中国人一样吗?象澳洲整个一洲，地广人稀，可是被白种人霸占着，不准有色人种插足。南洋那样物产丰富的地方，完全由白种人统治。你们日本人是有色人种的独起之秀，倘若你们振臂高呼，领导我们向白种人算账，重新分配世界，谁还能不心悦诚服，唯你们的马首是瞻呢?但是不幸的是，你们岛国的陆军将目光完全注视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国土上(日本陆军大学学生学中国话的占50%以上，学俄语的次之，其余学英、法等国语言的极少，田中本人是学俄语的)，所以白人睹此，自然暗中拍手，作会心之笑了。”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田中好象是有点动容。我们谈到10时半左右，双方的话还没有谈透，忽然田中叫人拿葡萄酒来，他大喝一杯，不多时，就打个招呼离席而去。随即由佐藤少将出来陪我们谈了片刻，并问田中离席前的情况。我告诉他说，田中喝了一杯葡萄酒，就匆匆离席。于是佐藤再入内室出来告知我们说：“总理大臣感觉不适，总理大臣说，日内再邀谈。”我们也就告辞了。次日果然报载田中总理大臣患窄心病，暂时不能亲理政务。当日日本外务省通知我们说，总理大臣暂时取消一切约会，我们从此再也没见过田中这个人了。
我们参加的日本天皇即位典礼，把我们带到我国唐朝时代的气氛中去了。天皇穿的礼服是中国唐朝的服式，奏的乐是唐乐，跳的舞是唐人舞。国宴也是席地而坐，每人面前用一块白缎子铺地，摆一张小桌子，一切食具全是特制的，带有皇室菊纹徽，餐毕各人可以用白缎子将小桌及一切餐具包好带走。这一切带有皇室菊纹徽的东西，在日本人眼中全是圣物。
我们回到东京，莫德惠先行回国，我又在日本滞留一个时期。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几次当时觉得很得意、现在想来令人出冷汗的集会：一次是工业俱乐部请我吃午饭，叫我即席演说，我作了一次鼓动性的演说，大谈中日联合起来向白种人算账、重新分配世界资源的问题。因为当时正是日本人对美国移民法案排斥有色人种特别感到愤慨的时候，所以我的演说很得到与会者的赞许。日本实业界巨头涩泽子爵当晚请我吃饭，出妻见子，特别表示隆重。另一次是日本财经界主脑人物组成的俱乐部“交询社”(社员主要是庆应大学出身的，会费很贵，资格限制很严)请我吃饭，并介绍我为该社免费社员。主席镰田荣吉是当时的文部大臣，也是以前我在庆应大学读书时候的庆应大学校长。他介绍我为该社社员时说：“我们很荣幸，接受第一个中国名士作为我们社的社员，同时我想王先生也应该很高兴。以大正年代的庆应毕业生的少壮年华，得为本社社员的，王先生还是第一人。”此外我还参加过一次东京帝大新人会的左翼作家小聚会(现在我还保存这张纪念照片)。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是暂时采用拉拢的手法，企图以拉拢的手法把东北变成它的“满洲国”，所以对我这样帮助张学良办对日外交的人，也极尽拉拢的能事，他们的用心可以想见。
我在东北帮助张学良办理对日外交时期，共去日本3次，这是第一次，共滞留一个多月。在这期间，我已知道东北已经易帜了。等我回到沈阳，作为国民党政权标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已经到处飘扬了。
(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