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前后，关东军的战略目的，在于阻挠张作霖之折返东北，并且深怕国民革命军在完成北伐之后，继续进军关外。因此，他们一方面藉口进兵锦州，同时也藉暗杀张作霖来瓦解其武装势力。如今，南京的国民政府虽然对日本政府充满傲慢口气的外交备忘录提出严重抗议，但在附带说明中的不进兵关外一节，等于消除了他们的第二个疑虑。可是，关东军拟借口进军锦州的行动计划、却因东京的田中义一内阁始终拿不定主意，迟迟无法实现。至此，急于铲除张作霖的关东军，只有诉诸最后的唯一手段——炸死张作霖，以阻挠他率军逃回关外。
关东军的上校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似乎于1927年12月初左右就企图杀死张作霖。为要试验，于1928年初，他与川越守二上尉和北满的土匪头子中野某策划，相隔一个月爆炸了东清铁路的东部和西部线的铁桥(但没有炸毁列车)。他们的主要意图是，想藉它来观察中国、苏俄和日本的反应。果然，爆炸的第二天，这些国家的报纸便竞相报导它，对于东部线的爆炸，它们报导说，是哈尔滨的张作相或者白俄罗斯人为反抗张作霖的酷政而干的；对于西部线的爆炸，有人则认为是齐齐哈尔的吴俊升干的，而没有人怀疑日人和日军。由此，河本等发现许多人反对张作霖，同时认为伪装中国人来杀死张作霖并非不可能。
5月中旬左右，在大石桥卖煤炭和滑石的伊藤谦三郎曾往访关东军的斋藤参谋长，并向他建议此时应以激烈的方法来打开局面。由于斋藤不大积极，因此改访河本参谋，问他对时局的看法，河本答说：“为了国家，我觉悟牺牲。”伊藤向河本坦白说出他计划拥护吴俊升以取代张作霖，并征得河本的赞同。伊藤估计张作霖将于6月14日左右回到奉天，并正在设法要杀死张作霖的时候，张作霖却突然提早于6月3日回来，所以赶紧去劝告吴俊升，但吴俊升没理他，因此这个计划终于流产。根据伊藤的说法，他也曾经征得吴俊升和张景惠的谅解，但他的话是不可靠的。
于是伊藤遂向河本建议第二个计划，拟在满铁和京奉两线的交叉地点爆炸张作霖的列车。河本说，对这个计划他虽不能出钱，但如果要爆炸，需要雇用四五个中国人，因此伊藤答应为他介绍。伊藤找曾任吉林军马营长，当时为奉天附属地妓馆区出资匿名公会会员的刘戴明帮忙。刘戴明找来了他以前的部下，又是吸吗啡的两个游民和王某一共3个人。这三个人各得150元，于6月3日早晨洗澡和理发，换好衣服后被带到伊藤的地方，这时王某逃亡了。
伊藤等告诉剩下的两个人，他俩的任务是要投掷炸弹以爆炸列车，并交给他们三封信。其中两封信是刘戴明所写假的南军的炸毁命令，另外一封信是使用印有当时国民政府任命的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招抚使，刻在满洲策划此事而为人们注目的凌印清名字的信纸，某人写的密书。根据以后的调查，这个信纸很可能是与日本浪人有来往的王清一偷出来的，但都不是凌印清、刘戴明、和王清一的笔迹；它是作者不明的一封信。完成准备以后，这两个游民在沈阳馆被交给河本，河本用汽车把他们送到肇事地。在那里，东宫上尉下令刺死这两个人，并令他俩抱着准备好的炸弹，其尸体被遗弃在现场，以为关东军谋略的伪装品。
箭已离弦
对了张作霖来讲，他当然很不愿意撤回奉天，但眼看战况的现实和日本不二的决心，他自然明白自己不可能再留居北京。6月1日下午，张作霖邀请驻北京各国使节告辞，3日凌晨，以最后之大元帅的威容，在军乐队乐声中，搭乘专车告别了北京。
亲眼看到张作霖离开北京的竹下义晴中校，即时电告关东军司令部说，张作霖将于其第五夫人送上7辆编成的专车，开车五六小时后，搭上20辆编成的列车，由日人顾问町野武马和仪我诚也少校陪同，往奉天出发。没多久山海关的石野芳男上尉报告说，第五夫人的列车已经通过了山海关。竹下和石野，都是为负责这个谍报任务而特别被派遣到北京和山海关的。另外，天津军司令部也通知说，张作霖专车过了天津，和町野顾问已在天津下车。毫不知情的张作霖，边念放弃华北的不甘，而边往爆炸地点走去。
满洲某重大事件的责任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报纸也报导说“奉天的中日形势险恶”，以暗示这个事件是日本的阴谋。尔后，关东军的强辩亦日趋露出其马脚。
譬如当天中国方面对于警备分担的主张是，由中国方面向三谷清宪兵分队长提出要求，希望中国宪兵有时候能到铁桥上联络，对此，三谷虽然也曾经答应，但中国宪兵于3日晚上想这样实行时，却突然以军司令官的命令遭受到拒绝的。中国方面又主张说，正因为炸药数量很多，所以更能证明决非中国的便衣队所能做到。
伪装用的中国游民当中，王某之逃掉，对关东军是件很头痛的事。因为他很可能去充当中国方面的见证人。不特此，游民们去洗澡的澡堂老板，也证实这两个人的确是前一天晚上到他澡堂去洗澡的人。至于死人所带的炸弹，根据正在奉天的在野党民政党议员的调查结果，是奉天的三谷清宪兵分队长在当地的旧道具店买的。
迨至9月，陆军中央特派峰幸松宪兵司令官，前往调查关东军各部队所保管炸药的出纳状况。用于炸死张作霖的炸药，是川越上尉在旅顺工科学堂讲授火药课程时，以实习的名义由关东军兵器部拿出来的，惟由于某种原因停止实习，因此关东军自不欢迎调查。峰被关东军委婉地拒绝调查，而很失望地回到东京，但这使陆军中央对关东军没有好感却也是事实。
奉天林总领事，对于中国游民被刺杀的时日，起初奉天特务机关和领事馆警察说是3日下午11时左右，后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为4日上午3时半；警备责任者东宫上尉，在展望台听到爆炸声音，没有即时到肇事地等等，指出其矛盾。
如此一来，关东军的假装不知道，遂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及至1928年9月22日和10月23日，田中首相下令召开外务、陆军两省和关东厅的负责人于外务省，追究这个事件的真相。
与此同时，第三国家对这个事件的非难日趋高涨，日本国会更以“满洲某重大事件”的题目猛追内阁的责任，天皇因之不信任田中，从而导致田中内阁的倒台。本为张作霖支持者的田中，竟因反其意志而行的炸死张作霖而垮台，真是历史的讽刺。
事件后，于1929年5月14日，河本大作受到退伍处分。是即河本一个人负了炸死张作霖的直接责任。但如果从它是关东军全体所主张，解除奉天军武装和张作霖下野的代案，且得到村冈司令官和斋藤参谋长以下许多幕僚默认这个结论来看的话，炸死张作霖可以说是整个关东军所搞的。反之，以田中首相为首的阁员们，甚至于里头可能有赞成关东军分子的参谋本部，他们虽然都虎视眈眈着侵略中国的机会，但却都不能苟同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行为。
(摘自《我杀死了张作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