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朝鲜各地，掀起了惨无人道的排华行动。这次排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划、唆使，利用了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对华商、华人施加种种暴力而造成的流血惨案。当时我年方20，旅居朝鲜，因时间过久，有些事也记不清楚了，好在丹东老归侨较多，经大家的回忆，又充实和丰富了一些情况，但也仅能写出一些轮廓，作为历史学者们的研究参考。
1931年“九·一八”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到处挑衅，借由闹事，而此时发生的“万宝山”事件，正是一个突出实例。万宝山位于吉林县境内。1931年4月1日，长春市居民郝永德受日本人怂恿，成立长农水稻公司，自任经理。日本人企图通过郝盗卖中国土地租给朝鲜侨民，以达到其收买土地、设领置警之目的。郝在日本领事馆的授意下，在万宝山地区为日人盗卖土地3000余亩，租期10年。契约上写明“此契约于县政府批准日发生效力，如县政府不批准，仍作无效。”郝未呈报县府批准即将土地租给朝鲜侨民。朝鲜侨民为引伊通河水浇田，在中国农民田里挖沟，使农田遭到破坏。中国农民向政府申诉，长春县政府派人劝告朝鲜侨民停工。但是，日本驻长春领事唆使朝鲜侨民继续挖沟筑坝，并派日本军警前来“保护”。7月1日，我受害农民忍无可忍，自动集合500多人前来填沟，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公然开枪恫吓，并保护朝鲜侨民强行通水。长春县政府也被迫派警察前往万宝山，双方形成军事对峙。日本帝国主义者借此大造舆论，扩大事端，煽动仇华。他们利用最凶的是《东亚日报》，一天出过几次“号外”，送报人腰拴一铁铃沿街叫喊撒送，所以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尤其是在东北有亲人的眷属，群情激愤，有的沿街朝着中国侨民，拍脑叫骂，有的醉汉到华商家滥摔乱砸，也有一些老年人到华侨家去哭去闹。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一片恐怖景象，谣言越传越多，骚乱越闹越凶。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挑起排华的真实情况。
当时旅朝华侨共有40万之多，杂居于朝鲜各地，市县有华侨的商铺、饭店等各行各业，乡镇和一些大的村庄，也有华侨的小吃部、小铺和菜农。
平壤是这次排华最惨重的地方，它始于1931年7月5日晚9时。在事件发生的前两天晚间，曾有20多人在平壤的南门外，一户朝鲜面店里聚过一次会，作了一些准备工作，所以事件发生前，有很多朝鲜人事先知道5日晚要打中国人。有一些好心的朝鲜人暗地告知华侨，有的把华侨藏在自家的衣柜里，有的帮助华侨换衣化妆，逃匿外地、外户。脱险活下来的，大都是朝鲜人掩护营救出来的。有些华侨对当时的情况估计不足，存在侥幸心理；有些人舍命不舍财在观望；也有的户备下开水、辣椒面等准备抵抗的。这些人大都惨遭杀害。
5日晚6、7点钟日落以前，市里就有为数不少的青年，在窥视华商的动态，华侨们也有所察觉，也都较平时提前闭店了。晚8、9点钟，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不到10点钟的时候，街上先有人呼喊，接着就听到砸门声惨叫声。有的商铺房屋、门窗比较坚固的，一时砸不开，他们就在汽车的尾部绑上一块石头，将门撞开随即一哄而入，先打人，后抢商品。暴徒们使用的武器大多是铁筋做的钩枪(日常用来打野狗的)或是铁锹木棒。被害者的尸体都是头部受锐器致命的，腹部被掏的也有，小儿多是摔死劈死的，全部血肉模糊，面目皆非，惨不忍睹。在搬运尸体时有的华侨哭，有的不敢看、不敢搬，而日本警察却说：“你们打我们比这个还惨……”这天晚上仅用4个小时，就把60多户的华商劫掠一空，马路上剩下的破门杂物等，堵塞了交通，电车两天未通。这场袭击持续两天三夜，被害者多是一些菜民和饮食业者。
伤残者大部分拉到皇宫医院医治，床上地下遍地都是，每天都在往外拉尸体，活下来的为数不多，未伤者都进了日本警察署院里临时搭起一个席棚，每餐给两个饭球，一块日本咸菜。时处盛夏酷暑，棚子小，饭食又不佳，加之思虑自己后来的生计和想念自己的亲人等，又有一些人生病和死去了。
从这次的杀伤情况看，大都是不抵抗龟缩在一起被暴徒打死的，有的商铺10口人、20口人集中在一起被杀害；有些想逃的又大部分是奔警署察或派出所而去的，但当时他们根本不加保护，结果仍被暴徒打死。仅是平壤西门外南岭派出所的门前，就打死华侨壮年20多人。大同江岸是一个繁华地区，华侨的大酒店大都在这里，如东华园、新升楼、鸿升楼等，每一酒楼都有四五十人，这些人有的当即被打死，有的又被驱赶于江心淹死，冲走的究竟有多少就很难计数，仅横尸江岸的就有40多具。有的侨胞群起自卫，如平壤有一家粉房，有工人四五十人，外加有部分修补铁锅的游商也住在他们这里，他们与暴徒们搏斗，结果有4名华侨死亡，暴徒也有4人死亡。
日方警察只是故作镇静，若无其事，后来又走形式做表面文章。
事件过后，受伤者大部分由日本警察组织医院给抢救和治疗，实质上是走形式。有些未伤残的也都组织到警察署保护和管理，如丹东现在活着一位80多岁的归侨焦凤山，他当时遭遇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时他正是年壮力强的年纪，以卖菜为生，5日晚有一朝鲜面店经理，事先知道情况，就把他扣在缸下，在半夜他听到外面有什么声音，就自己出来逃到了警察署，有的警察问他：“你知道哪里还有中国人，乘车去把他们领到这里。”焦说：“有兄嫂在外边。”警察署用了4个警察护他乘一车去拉人。走到西门外时听到有人喊“他是中国人”，他就立即人事不知了，怎么打的他也不知道。后来把他当作尸体拉到警察署院里，幸有外号“于和尚”的华侨发现他还有气，又从尸体垛上把他搬下送进了医院，他7天7夜昏迷不醒，牙被打掉了7个，颈部被打成深深一个窟窿。口腔吞不下水，吃不下饭，也不给治疗，仅用一块药布每天在头部的窟窿上换来换去，治了一个多月，也未见效，后来回到丹东治好了。从这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日本人的态度，先是煽动唆使，后来不得不假仁假义地作一些欲盖弥彰的勾当，据说是汉城各国领事团提出了抗议，日本才不得不这样做。
当时中国驻朝鲜京城(汉城)有总领事馆，下有釜山、仁川、元山、新义州、镇南浦等总领事馆的派出机关，但这些领事人员的态度令人气愤。他们以“上无令，下不行”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如平壤事件发生后，镇南浦领事乘汽车去平壤的主要街道看了一趟遍市的华商是门破货空，又到华人集中的皇宫医院和警察署走了一趟，华人如见亲人一样地顿时把汽车围住，大家语无伦次地哭诉起来了，但他们又怕引起外交麻烦，也只得说一些“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的空洞的保证而溜之大吉。
在这场灾难中，华侨究竟死了多少人?损失能有多少?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当时是炎热季节，连续打杀了两天三夜，人死了以后，有的将尸体搬到警察署，再派华侨装汽车拉到平壤市郊坎北洞的中国华侨墓地中，挖了约有5米宽、10米长的深深两个坑，男女老少尸体不分，混葬于其中，据搬运尸体的华侨说是355人，后来人称为肉丘坟，也有称为幽灵坟的。此外还有一些在医院死去的，或由亲人自行安葬的和后来在郊区发现的尸体随时就地埋了的，难作准确统计，仅在华侨茔地中自埋的就有一百多个墓，大量的被赶到大同江淹死而被朝鲜人发现就地埋葬和死在途中，那就更不知多少了。当时有人估计总数有1000多人。
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的这次排华，其声势之大，伤亡人数之多，损失之惨重，是世所罕见的，但国民党政府的真正态度，有无抗议等，《申报》未载，华侨也就不得而知了。华侨在国外惨受迫害，思亲人拉一把，盼政府给作主，挽救他们，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当时侨民每日都在争先恐后地看《申报》听消息，望亲人，但除了看见一些大城市的同胞或民众团体纷纷掀起抗日运动，要求政府断绝与日本的经济关系，抵制日货，接侨回国等游行示威外，并未见政府有什么具体表示。
祖国同胞的声援、支持是华侨永远不会忘记的，当时民间团体、人民群众，捐了大量的款，并派亲人亲自送到医院。先是伤势过重残废的人每人发给120元，稍轻一点的发给60元，作为养伤费。起初大家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发的，都在感恩不尽，后来有一伤员焦凤山要求发给他120元，而日本警察却说：“你们中国未给那么多钱，如果是我们的钱一个也不给你们。”从此才知道这钱是祖国同胞送来的。又在8月的一天上午，有一位官员模样的中国人由4个宪兵保护着，不许伤病员下床靠近他，大家都坐或躺在床上听他讲了一些安慰话，又发给每人2元钱。大家虽然不能近前说话，也都泣不成声地好象见了亲人，暗暗地叙述自身的遭遇。有些受伤不重的或未伤的侨胞急于回国，在7天以后，有的乘车到浦南镇，再乘由中国来的船到烟台和威海了，也有的乘火车到丹东了，紧接着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从7月到年底是华侨回国的高潮，旅朝华侨由40万人降为17万人，当时有些人上船以后发誓，今世再也不到朝鲜了，但因生活无出路，而后有一些人又不得不返回朝鲜，我就是其中之一。
难侨回国后的情景是甚感人心的，烟台和丹东的医院都全力以赴为难侨治疗，有些慈善事业承担了难侨的衣食住的救济工作。旅舍住不下，电影院剧场停演让难侨住宿。工人店员捐款，从汤山城去凤城念书的学生也不坐火车，节余下的车费捐给难侨。后来大多数投亲靠友去了，无钱的一律发给车费，直到年底还有难侨无家可归的，聚集于丹东和烟台。
(摘自《辽宁文史资料》总第28辑，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