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桥本大佐手记》原书名题为《昭和历史的源泉》，1935年4月23日动笔，同年6月1日完稿，发现于1961年。译文选择了《手记》中“九·一八”事变部分加以节译。
《手记》的作者桥本欣五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为樱会的主要首领，日本陆军中佐、陆军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1935年写作《手记》时，任三岛野战重炮第二联队长，晋升大佐。他是日本国内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军事政变的主谋者；是“九·一八”事变的阴谋策划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罪犯。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搜索到他的《手记》幸免于绞刑，被判无期徒刑。假释后，于1957年病死。
《桥本大佐手记》和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划的》两文所坚持的反动立场和荒谬观点，如出一辙。但是两文所提供的第一手史料，可供参照研究。
《手记》不但提供了“九·一八”事变的真实内幕，而且从反面给中国人民提供了教益。这就是在日本关东军和日本中央军部的内部，确实存在着阴谋集团。桥本欣五郎、建川美次、大川周明等人都是在日本策划军事政变和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急先锋。他们在计划、准备、发动和执行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参谋本部第二部形势判断
每年(每年均为4月份举行)在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都要形成判断世界形势的文件。根据这个文件，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再制定日本帝国陆军的作战计划。1931年度形势判断，是在第二部长建川少将指导下，听取各班长以上的意见，才作出的决定。
1931年形势判断有其特异之处。例年的形势判断都是做出一般世界形势的判断，文件的结尾部分都是以老调重弹的结论而告终。这次相反，一下子就构成了以满洲为中心的形势判断。立下此等功绩的原因之一，应当说是建川部长的远见卓识。建川部长的生涯先是在欧洲度过了多年的岁月，接着他成了驻中国公使馆的武官。他能摆脱欧化而转向东洋味，他的头脑不同于一般将领。
各班长集合到一起来审议形势判断。但会议没有讨论满洲必须如何处理的问题，更没有提出意见的人。在这里我倒发表了一个论调：满洲事变一经发生，关东军勿须等待政府命令就可以发动战争。当时没有一人公开表态赞成我的意见。如果审议要能反复进行的话，对我的提案多少表示共鸣的人是会有的，不至于没有响应者。其次，满洲事变一经发生，如果我国政府对此不愿实行，也没有成功的希望。这样一个明摆着的问题，在会上也没有讨论，更没有提出意见的人。明哲保身之流是一伙庸俗之徒，他们不可能实行，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建川征求我的意见，我直截了当地说：“在满洲制造事变后，如果政府不追随军方行事，我们就应坚决的实行军事政变，满洲问题就会易于解决了。”听了我说之后，其他的人都缄口无言，只有建川一人没采取缄默的态度。
形势判断的结论部分，即文件的最后的字句，是这样决定的：“满洲问题，已到非处理不可的时候了，政府如果不顺从军方的意见，届时军方就要有断然处置的决心。”
这个最后的字句，是依照我的主张写下的，其他的明哲保身的人们，其真意何在，我无从了解，只有建川充分了解他们的意图。
此一形势判断成文后，需要由建川呈送给部长会议讨论通过，而且还要三长官理解承认才行。在此之后建川所花费的各种苦心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最后字句的真意是显而易见的，建川就是不向高级将领说明，也是一见便知的。当时，向军方的高级将领说明最后字句的真意，该形势判断就不会被通过，因为那是使人望而生畏的。
总之，该形势判断，一经三长官会议通过，将来，一旦追究满洲事变及国内改造(国内军事政变)的责任，在军方我将蒙受不白之冤，如果引用形势判断最后字句制裁我，即使同僚之间也爱莫能助，对此我在所不惜。
花谷少佐晋京
1931年7月左右(?)(花谷自己回忆是6月)花谷少佐携带关东军少壮派的《满蒙问题处理方案》(译者按：《方案》为1931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其中规定了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三种供选择的方法，即和平外交法、内部策反法、制造战争借口法)来到东京。这个方案的中心内容就是“在满洲制造某事件”(即9月18日夜关东军在沈阳柳条湖村制造的自毁南满铁路事件，史称柳条湖事件)，以便日本采取军事行动。为此需要活动经费5万元(相当于日本战后3000万元，供关东军指使的日本浪人制造阴谋事件的活动费之用)。
我本人是为了向陆军中央部进言到东京来的。重藤大佐(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和我，很快地到了赤坂高级饭店去迎接花谷。我首先向他说：“请你注意这个《方案》要防止泄露给陆军中央部。”由于陆军中央部，眼下还没有采用这个《方案》的意图，如果把这个《方案》展示给他们，他们会产生恐怖感，必以否定这个《方案》而告终，所以这个《方案》并没有给陆军中央部看。并且我向他转达了我们的决心，做为志同道合者，对于这个《方案》的贯彻执行一定给与全面的援助。花谷表示同意之后，他回到了满洲。此时的中央军部并没有得知关东军少壮派策划满洲事变的情绪已经兴奋到了顶点，正在玩弄高明手法，因为花谷没有向他们说明。
从这以后，每时每刻都要为筹集这5万元资金而费尽心血。
同板垣大佐的会见
1931年夏，板垣大佐来到东京(与关东军司令官同行?)。板垣和石原都是关东军的代表。我马上去偕行社新建社址的宿舍去拜访他。在我之后，先来的还有重藤大佐，晚些时候来的是根本中佐。在这里定下了解决满洲问题的决心。
双方相约，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完全听凭关东军临机处理，我只给与必要的军事活动经费，以及如果政府不追随军方的话，我就在国内实行军事政变。
满洲事变发动后下一步怎么办?我主张成立独立国家，板垣主张领土宣言，这个问题只好留待满洲事变后再来解决。今后我们的同僚，就象那些对满洲问题不感兴趣的人一样，不露声色，不做任何讲述。这样相约之后就分手了。此次会见仅10分钟左右，同僚间信赖之情，溢于言表。发动满洲事变的预定日，定于此次会见后一个月，即预定于9月28日举行，没有特殊理由不许改变。(后因消息走漏提前10天，改为9月18日)
慷慨解囊的藤田勇
为了筹措满洲事变所需的5万元经费，我向各方面展开了活动。最初找的是三尾(政友会代议士)，其次，通过高桥、根岸向藤田谦一(当时因某事件被审问中)等募集，再次又同松尾忠二郎、万依喜藏(藤田、松尾、万依均为日本财阀)搭上关系，但是都没有成功。
某一天，会见了重藤千秋的同乡藤田勇(日本财阀，时任东京每日新闻社社长)透露真情给他，藤田立即应允，并且言而有信，把他带来的一千元钱当即交给了重藤。重藤为了通知板垣筹款已有着落，命令和知少佐携带一千元前往奉天。藤田这个人，思维敏捷，且富有先见之明，可以说在东京的谋士中无出其右者。
紧接着，第二天来到了藤田府第，向他说明了策划满洲事变的内情，他欣喜若狂，祝愿我们早日成功，遂相约由他逐次给筹措5万元，这5万元由大川周明的儿子分给中岛和土肥原等中间人，再亲手交给板垣。
满洲事变发生前几天，走漏了消息。此时，藤田把我偷偷地找到新桥的某高级饭店(午后4时)会晤。他问我：“满洲事变已经走漏消息，剩余一部分未支付的钱款今后怎么办?”我回答说：“走漏消息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想强制推行。”他同意我们的意见，并把剩余的一二万元交给了我。当时，我正值在东京，就向即将回满洲的土肥原贤二转述我的意见：满洲事变的密谋策划虽已暴露，但仍应断然施行。土肥原对此表示同意，我叫他把钱带回满洲。
后来藤田勇还为十月事件(1931年10月发生的日本国内军事政变)等出钱捐助(先后捐助巨款给“九·一八”事变及十月事件计63万之多)，“五·一五”事件(1932年5月15日发生的日本国内军事政变)后对大川周明也深表同情，使得大川入狱后解除了后顾之忧。勿庸置疑，藤田勇可以称得上一世之枭雄。
三长官会议(策划满洲事变消息走漏)
建川第一部长室
满洲事变爆发前四五天，满洲正在策划的某重大事件已经走漏消息。其原委如下。
黑龙会(日本右翼团体)某壮士来到了外务省夸张地说：“从满洲归来的头山满(黑龙会首领之一)说，有人把钱交给板垣，让他在满洲制造重大事变。所以板垣花钱很不介意。”听到这个消息的外务省大臣币原(当时他是为着显示威风啦!)来到了陆军省询问是否有其事。事情就这样，终于漏了风声(尽管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正在这时，陆军三长官(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金谷范三、陆军省大臣南次郎、陆军教育总监武藤信义)在参谋本部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遣建川少将到满洲去，以防患于未然。
当天，我象平常一样去上班，由于突然召开三长官会议，我觉察到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探听到上面所说的内容，预感到此事并非寻常小事而是一件大事。首先使我想起的是建川少将给板垣那份个人之间的密码电报原稿，还携带在建川身上。我马上来到了第一部长(建川已由第二部长调任第一部长)室，我示意把这份电报密码暂借一用。建川从衣兜里拿出来给我看，我好象抢一样地夺来收下，然后来到参谋本部的值班室，把根本中佐喊来，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板垣发出了“消息已经走漏，必须立即坚决行动”的密码电报。我又马上责今小原、田中把全文抄下来，然后再把密码电报原稿退还建川。
我向建川索行密码电报原稿时，小矶军务局长也在座，但他只是笑了一笑，就连建川也只是说了一句话：“干什么，桥本?”谁人知道，正是这个密码电报原稿，对于坚决发动满洲事变以及其后关东军采取的行动，发挥了多么大的通信联络作用啊!
接着，建川出发去了满洲。当时陆军三长官并不希望发动满洲事变。这在三长官会议上，态度是非常明朗的。
满洲事变的前夜
如前所述，策划满洲事变的消息一经走漏，我就立即发出了坚决行动的电报。可是时间过去了，并没有真的坚决行动起来。只好再次给板垣发出密码电报“必须在建川到达奉天之前坚决行动!”然后，依旧没有坚决去做。又发出了第三次密码电报：“不必担心国内，应坚决行动!”还是没有坚决行动起来。
在此之前，曾经有过打算，如果一旦走漏消息，就派遣河本大作到奉天去督促关东军方面的少壮派。尽管连发三封电报，他们竟不理睬，使我深感不安。满洲事变爆发前一天，我去满铁调查会，拜访大川周明，同他议论关东军能否坚决行动的问题。大川说有二分之一的可能性。我心中闷闷不乐，就劝大川：“你我二人，今夜痛饮一番如何?”得到大川的慷慨允诺。午后4点钟左右来到了神生坂(应为神乐坡)的一家高级饭店。以前我并不知道有这个饭店，大川那时也很少在这个饭店喝酒。他是午夜12点左右回家的，我因为午夜1点下大雨而留宿于饭店。
第二天早晨，即满洲事变当天的早晨8时刚过，从参谋本部俄国班打来电话，问我看报没有?听电话时，我还在睡意朦胧中，顺口回答说：“没有。”但是从这里我知道发动满洲事变之事已经坚决执行了。我带着醉意马上回到参谋本部，立即给驻朝鲜日军的神田参谋拍发一份电报，叫他擅自出兵。其实神田远在未接到我的电报之前即已出兵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满洲事变前一天晚上，板垣已经打来“坚决执行命令”的电报，由小原、田中等人拿到我的住宅，正赶上我不在家。到了第二天早晨，见我还没有上班，小原、田中以为我大概被软禁起来了。他们哪里会知道，我留宿在一家我所陌生的饭店过夜。
据说大川当时想，桥本当然已经知道满洲事变爆发了，因而就没有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参谋本部(满洲事变是在建川抵达奉天的当天坚决执行的)。
满洲事变当天的内阁会议
满洲事变当天，中央军部高级将领及其他一般人员都感到愕然。尽管平时大家对满洲问题议论纷纷，但并没有立下贯彻到底的决心，多属纸上谈兵。事至今日，其理自明。果不其然，满洲事变当天一片惊慌失措。在午前的内阁会议上，陆相附合其他阁僚，同意了“不使事件扩大”的内阁决议。陆相和他的随声附合者，也都为当时的那种气氛所卷入，在他们脑子里念念不忘的就是不要挑起任何重大事变。他们一边同意了内阁的决议，一边又认为同意内阁决议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为什么不能扩大事件?如果军事行动是出自军方的独立见解，加以限制就没有实际意义，也不应该附加条件。这里，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度量之狭小。
基于上述内阁决议，当天参谋总长金谷大将，对关东军发出于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命令的训令，对驻朝鲜日军电令必须停止擅自出兵的行动。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是一个约束。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正面临着或者停止下来，或者违令前进的选择。正在这关键时刻，我立即用个人名义拍发了一份密码电报：“参谋本部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决议的表面文章，其真意并非叫你们停止军事行动。”就是这样，我的电报加快了关东军的军事行动。
当然关东军的此次行动，固然根据石原、板垣的指示而来，同时也是得到了本庄的默许而然后进行的。在此之后，参谋本部对关东军的每一行动，都要发出制止的命令，以至弄到关东军不得不发出抗议性的电报：“关东军都是基于完成一定的任务才采取行动的，来不及一一接受参谋本部的指令。”这对皇军来说，是从未发生过的事，同时也表示中央军部威信的下降。
然而，在参谋总长系统的总务部庶务科的人员，在此重大事变中，他们对于是否要给关东军发停止军事行动的指令，多所议论。这是因为他们曾被本庄司令官从日本国内召去满洲参观过1931年的军事大演习的缘故。
现在的中央军部为此等之辈所盘踞，真是不堪想象。
金谷总长是一个徒具虚名的人。我从“此次事变不扩大”的内阁决议一直到与板垣相约，于是下定决心，不实行国内政变，就不能使满洲事变在今后获得成功。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