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制造柳条沟事件

(1953年7月25日)

“九·一八”事变

如上所述，在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无视日本的“独立与生存”，强迫使日本签订协约。同时，币原的软弱外交甘心接受这一协约，甚至连满蒙权益也置于不顾。对此，日本不少国民表示不满。尤其是热中于军国主义的少壮军官们，对于满蒙这一“国防生命线”的被侵犯，忍无可忍，甚至有人认为不如伺机侵略满蒙，将其纳入我国的势力范围，以树国家的百年大计。而持有上述思想者，多是日本国内参谋本部第二部(处理情报事务)的少壮军官。其中有重藤千秋(大佐)、桥本欣五郎(中佐)、根本博(少佐)、和知鹰次(大尉)、长勇(大尉)等人。在满洲则有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为首，包括奉天特务机关长花谷正(少佐)，以及所属独立守备队的大部分青年军官。而其中最有力者为板垣与石原二人，他们早已志同道合。首先，为了做好准备，他们指责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中将)对满洲问题态度冷淡，鼓动东京中央军部以本庄繁取而代之，然后一心等待时机的到来。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此之前，位于奉天北郊邻近北大营的柳条沟道口，多次由北大营的奉天军士兵或堆石块，或拔道钉，屡屡制造破坏南满铁路运行的事故。因此便选中了这一地点，于9月18日夜，派虎石台(奉天以北八公里)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就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另外，还计划利用中国人的密探炸毁太子河铁桥，但被日本军哨兵赶走，未能达到目的。结果，只破坏了柳条沟的一座小桥，然而它却成为“九·一八”的直接导火线，使事变发展扩大。而这一夜日本军突然袭击的部署是极薄弱的。计划以一部兵力(岛本中佐率领的独立守备第二大队)袭击北大营；以主力(由平田大佐指挥的步兵一联队)袭击奉天城内的督军公署。如果当时奉天军敢于试图公然抵抗，则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日本方面的夜袭必败无疑。只有等待次日，即19日由辽阳赶来的第二师团主力的到来，再次发起攻击，那样，战局就将再起波澜，陷于复杂的状态，决不会有几天之内便相继占领奉天、长春以及吉林的结果。当夜日本军的唯一依靠就是两门24cm榴弹炮，企图以这两门巨炮的炮火威吓奉天军。重炮是在约一个月以前从旅顺要塞取下的备炮，通过铁路运到奉天，待炮座、备附等完成后，便以奉天城内的督军公署和北大营为目标进行瞄准演习，经过反复练习，掌握了在夜间看不到目标时进行射击的各项必要的要领，达到了第一发可命中目标的程度。此外，9月18日傍晚，东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带着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的训令来满洲。训令的内容可能是告诫关东军不可轻举妄动。当时为了参加检阅正在奉天的板垣参谋，早已从国内参谋本部的同伙那里得知建川少将出差的密报。掌握这一情况后，他认为最好是在接到训令之前采取行动。于是，当建川少将到达奉天时，由花谷少佐出迎，然后将建川带到菊文饭店，劝他喝了烈性酒威士忌，使建川烂醉如泥。传说建川是被上述24cm榴弹炮的炮声惊醒的。本庄军司令官等关东军幕僚在辽阳结束了对第二师团司令部的检阅(9月17日)，暂时返回旅顺。18日夜便得到奉天事件的报告，立即赶赴奉天，担任全军的指挥。在此之前，板垣参谋早已同石原议妥，以军司令官的名义自行处理善后。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毫无主张、定见，是一个只适合作副官的人，所以，在此次事变中，一切都由板垣和石原二人裁断。石原头脑缜密，是一位出色的参谋，这是人所公认的。但是他为人狷介，非统率之材。而板垣较之石原，浑厚大度，善于接纳他人意见，秉性笃实，长于统御之术，具有足以弥补石原之不足的素质。两人结合起来，共同处理“九·一八”事变，因而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从帝国主义立场而言)。如上所述，就满洲当地而言，确实取得很大进展，但其拥有的兵力除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四个大队)之外，只有从朝鲜赶来增援的一个混成旅团。随着战线的不断扩大，兵力及军需物资宣告不足，势必要请求国内支援，这也是必然的结果。然而，陆相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铃木操六对于关东军的擅自行动深感不快，更谈不到给予支援了。在这一形势下，上述重藤、桥本等参谋本部的少壮军官等，便策划以10月18日为期，在东京举行政变，占领陆军省、参谋本部和警视厅，向宫城也派出一支部队，拥戴天皇，发动“锦旗革命”。号召以东京卫戍部队为首的静冈、甲府、宇都宫等地军队参加革命，酿成事态严重的形势。但上述计划被同伙中的根本博泄露给人事局长冈村宁次，冈村又向次官杉山元告密。因此，在行动之前，以重藤为首的桥本、和知、长等人全部遭到宪兵逮捕，被监禁在箱根和千叶两地。举事计划终成画饼。但是，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上层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使关东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似乎不妥。这时，荒木贞夫已代替南次郎任陆相，荒木给予关东军以积极的支持和增援，使关东军摆脱了后顾之忧，更加积极地从事侵略活动了。石原曾留学德国，研究国家社会主义，反对自由资本主义。满洲建国初期，曾拒绝日本财阀涉足满洲。日本财阀认为石原在满洲，对他们大为不便，于是便唆使有关当局将石原调回国内，其后任安排了便于资本家操纵的小矶和冈村等人。尤其是满洲国的高级职员，都是由日本大藏、商工、内务等省的官吏担任，他们认为只要是为了日本，就一切都好，不顾满洲国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引来日本财阀，使满洲成为其口中的猎物，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河本大作笔供

(1950年4月)

“九·一八”事变前夕，我正住在东京涩谷区园山家中。9月8日清晨，接到参谋本部重藤千秋(大佐)课长电话，要求我立即去参谋本部。当我赶到，重藤拿出用纸包着的5万日元，并说，此事难以委托他人，特烦前辈代劳。要求我尽快乘飞机将此5万日元亲手送交奉天特务机关长〔特务机关辅佐官〕花谷少佐。我以金额过大而抱有疑虑，询问重藤可否电汇。重藤表示，为保密起见，必须亲身携带。我预感到奉天可能正在策划某种行动，当即承诺，着手准备9日飞往奉天。次日晨从东京出发、经大阪、福冈、京城〔汉城〕，到达新义州后，因天气原因飞机停飞，便改乘安东始发的夜车，于10日晨抵奉天，立即奔赴特务机关，将纸包的5万日元亲手交与花谷正(少佐)。花谷向我诉说了缺乏机密费等实情，表示十分感谢，将钱放在神坛上，合掌礼拜。我在奉天逗留数日，9月16日板垣、石原两参谋出差来奉天检阅军队，约我赴金六饭店聚餐。席间虽未公开说明“九·一八”行动，但委托我在返回东京途中，要在大连和京城停留。在大连要动员满铁领导人，在一旦有事时望能对关东军给予积极的支援。在京城，朝鲜军参谋神田(中佐)定能前往机场迎接河本，届时应敦促其不失时机地越境支援关东军。对上述要求，我立即表示接受。17日下午乘“鸽”号快车从奉天出发，当夜抵大连。次日，即18日晨赴位于星浦的大和旅馆访十河信二(理事)，如实地传达了板垣等人的意见。板垣等认为满铁中以部长为首的全体社员完全同意全面地支持关东军，而只有内田总裁和江口副总裁的态度暧昧，希望十河能从中斡旋，使满铁领导人能对关东军给予积极的支援。十河毫不踌躇地表示接受，并约定亲赴旅顺将同满铁领导人商谈，结果向板垣、石原进行传达。19日晨从大连出发，10时抵京城机场，神田中佐因出差不在，由中山大佐参谋代替神田出迎。当我问及朝鲜军是否已经越境时，中山大佐的回答是，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尚在犹豫不决。我当即传达了板垣等人的希望：必须尽快支援关东军。并委托中山与神田配合，尽力说服林军司令官。11时过，从京城出发抵福冈，当夜乘下关始发的快车，20日回到东京。

对上述罪恶的认识，我对“九·一八”事变造成直接影响的配合行动是：

(一)为奉天特务机关送机密费；

(二)劝告满铁首脑，务必对关东军给予积极支援；

(三)督促朝鲜军越境。

这三项活动看来都不超出一个“带信人”的范围，但其影响却未必很小。由于这些活动，使关东军增强了威力，支持了关东军的侵略行动，罪责不轻。

城野宏笔供

(1954年)

大多数日侨已经尝到侵略大陆的甜头，因此也倾向上述舆论。他们不断制造各种口实，以使侵略行为合法化。在国内进行煽动鼓吹，同时促使关东军动用武力进行侵略。而关东军则由于外国，尤其是美国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日本，很难以微不足道的理由行使武力。

这时，随着抗日气势的高涨，奉天军乘满铁警备力量薄弱之机，曾有在柳条沟附近的铁路上放石头，拔枕木道钉之类的恶作剧行为，以破坏铁路运行。恰好在“九·一八”当夜出现一次规模稍大的破坏列车运行的事故，关东军以此为借口突然采取军事行动。

此次“九·一八”事变，是由板垣和石原两参谋密谋的，除他们二人外，在关东军内部则无一人知晓。只有在中东路事件〔谋炸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上充当主角的河本大作，当时已成为浪人，让他在事变中充当配角，即担任与配合制造事件的满铁当局、出兵援助的朝鲜军进行联系等工作。此次事变共用经费350万元，其中200万元由满铁负担，其余150万元由哈尔滨〔吉林〕的熙洽付出。

事变发生当时，以本庄司令官为首的大部幕僚都在旅顺，在奉天的只有板垣和花谷参谋，此外还有中央派来制止关东军行动的建川少将，但当他到达之前关东军已经开始行动。当时，由岛本独立大队夜袭北大营，平田联队奇袭督军公署。事前曾以演习的名义用火车从旅顺运来的重炮(24cmHB)设在日军练兵场内，用以掩护上述平田联队和岛本大队的进攻。另一方面，第二师团主力由多门中将率领从辽阳赶到奉天集中；以关东军司令官为首的幕僚也急忙从旅顺赶到。驻长春的第二师团所属长谷部旅团进攻宽城子的吉林军，公主岭独立守备队主力(约一个半大队)奇袭南岭的吉林军，借以支援关东军主力对奉天军的攻击。

张学良与宋哲元〔王以哲〕等急忙退至锦州。东边道的于芷山军(约三万)犹豫不决，迟迟不积极行动。只有黑龙江的马占山军沿洮昂线发起攻击，于是，关东军以部分兵力进攻吉林，以主力沿满铁线和洮昂线向哈尔滨、齐齐哈尔方面进攻，在双城子和昂昂溪附近展开交战，很快就将马占山逐出齐齐哈尔；吉林方面的天野旅团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吉林。关东军的第一阶段侵略行动至此告一段落。时值1931年10月末。继而关东军获得来自日本国内的增援，便开始转入第二阶段的作战。在此之前，日本认为在政治、经济和财政方面的侵略基础已经奠定，便从国内派来驹井德三和坂谷希一，分别担任关东军统治部长和副部长，并配备了以满铁〈经济〉调查会为中心的大批满铁社员，以充实其阵容。此外，还命令大连税关长福木顺三郎接收大连、营口及安东税关，以便为将来伪满洲国的独立打下基础。

东京三月、十月阴谋事件

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前后，3月和10月在东京相继发生两起阴谋事件。这两次事件都未曾表面化而暗中了结，社会上一般不了解其真相。然而，它却是不久发生“五·一五”、“二·二六”事件的预演，是使人们意识到日本正处于暴风雨前夕的事件。

在从1930年末到翌年初召开的日本帝国国会上，政友和民政两党仍然为了争夺政权而相持不下。国会中的斗争早已从口头辩论发展为喧嚣吵闹，最后甚至将活蛇抛进会场，简直是丑态百出。这使一般国民感到震惊，使有识之士无比愤慨。

这时，野心勃勃意欲跻身政界的宇垣一成，目睹国会腐败堕落之现况，认为有机可乘，便妄想以整顿国会为借口，发动政变、解散国会，天皇授命自己组阁。除宇垣之外，还有在陆军部内身居要职的人也怀有同样野心。陆军次官杉山元、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宇垣同乡、冈山人)以及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等四人暗中集会，密谋行动方案。他们策划首先唆使右翼暴徒闯入国会，制造混乱，其间军队发布戒严令予以镇压，然后以收拾时局为借口，煽起舆论，从而使天皇授命重新组阁，组成军部内阁。

为实现这一计划，原定由右翼法西斯浪人的巨头头山满作为肇事的带头人，但他毕竟已年近90，无力担此重任。因此，又选定由满铁东京事务所〔东京支社〕所属〈东亚〉经济调查局局长、法学博士大川周明担任这一角色。小矶国昭将大川召至官邸进行密谈，委以重任。

大川周明一向同情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自己也经常身着黑衬衫而洋洋自得。其手下还拥有狩野、松波等拓殖大学出身的勇士型青年。当大川听到这一建议后，毫无异议，立即承诺。同时，除自己同伙之外，还要纠集右翼团体大行会清水行之助一派，和以九州福冈为根据地的水平社的松本某。

经过秘密策划确定了行动方案。即在位于东京南北两端的品川、上野和中央的银座三处的百货商店、松坂屋和三越点燃假炮，将警视厅的大部警官和警察吸引过来。利用这一时机，将袭击国会队伍的主力一分为二，扮作送葬行列，从山手和下町两方面涌向国会。行动时间初步确定为3月上旬。

然而，小矶国昭对于大川周明的上述计划稍感不安，因此便向河本大作透露了这一阴谋，就关于大川能否完成任务问题征求河本的意见。于是，河本立即拜访大川，了解其准备情况，大川竟是得意洋洋，大言不惭，似乎宇垣即将奉命组成法西斯内阁，自己也将入阁占有重要的一席，语言轻率，一副如醉如痴的样子。河本发现他完全是一个书呆子，一个书斋中的幻想家的形象，因而深感不安。几天之后，河本在筑地的某酒馆中进餐，忽然听到隔壁有人酒醉后口吐狂言：“最近东京要发生一起大事件。”经查询，河本发现该人就是大川周明。河本更加认为此人不可委以重任。而且，河本后来又得知当时大川每晚从一个酒馆喝到另一个酒馆，酒醉之后必定胡言乱语。河本继而走访了大川的门徒狩野敏等人，详细了解实现阴谋的准备情况，当问到有无信心时，狩野等人虽然一向崇拜大川，但认为若委以如此重任尚需考虑。同时，让大行会一类的臭名昭著的右翼团体参加这一行动更为不妥。狩野等甚至请求河本劝告大川放弃这一计划。于是河本便拜访小矶，反映了这一期间所获得的消息。正值此时，宇垣从元老西园寺的心腹原田熊夫处得知，不久天皇即将下达组阁命令，所以最好不要采取世间传说的那种非常手段。宇垣闻听喜讯，心满意足，已无意再将阴谋付诸实施。另一方面，执政党自民党〔民政党?〕内的安达谦藏虽任内相，但自知不负众望，曾同宇垣暗中勾结。他以内相的职务之便，也获得上述情报。所以大川等人的阴谋活动在社会上的部分人中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已经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然而一旦要停止活动，大川等人又以已经着手准备为理由，坚决反对放弃计划，这使小矶等人感到非常棘手。结果付给违约罚款，才遏止了这次阴谋。大川在日本战败后，曾作为甲级战犯被送上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在法庭上发作精神病。

所谓十月事件虽同上述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却同“九·一八”事件有关联，是东京参谋本部的少壮军官煽动东京卫戍地各部队的青年军官制造的一次事件。后来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可以说就是这次十月事件失败后再次发动的。

“九·一八”事件是由板垣和石原两个极其秘密策划的，因此关于这次事件的对策毫无定见，当事件发生后也始终无所作为，使关东军一度陷于孤立境地。在这一情况下，以参谋本部的课长重藤千秋为首，有桥本欣五郎少佐、和知鹰次少佐、影佐祯一〔昭〕大尉、长勇少佐、根本博少佐等骨干军官秘密结党，并纠集驻京各部队的青年军官，此外还吸收千叶县和霞关的海军航空队司令小林省三郎少将作为其党羽。扬言如果陆军中央对于满洲问题仍继续采取消极态度，就要坚决在东京发动政变，用以威胁陆军大臣南次郎和闲院宫载仁。

最初，上述以大川周明为首的右翼青年也曾参加这一阴谋，但板垣和石原二人避讳军部以外的人参加，因此完全由军人结党开始着手这一运动。其中，以桥本欣五郎和长勇二人最为偏激。他们主张无论中央是否支持关东军，都要断然实行革新。后来尽管中央下决心支援关东军，仍然坚持必须实行革新。另一方面，关东军内的板垣和石原等人建议，既然中央军部已经援助我等，就无需再采取非常手段。但桥本等人拒不接受，强调坚决采取行动。他们连日在新桥、牛等地的酒馆中，昼夜狂饮，气焰嚣张。安达内相同参与这一活动的同乡青年军官有秘密联系，从中得知这一消息。安达认为即便将此情况报告给警视厅、只靠警官队恐怕也无能为力。正在他犹豫时，党羽之一的根本博(战败时任蒙疆军司令)偶然将这一秘密泄露给陆军省人事局长冈村宁次，冈村立即向陆军次官杉山元汇报。由于事关重大，陆军首脑召开紧急会议，命令宪兵司令部将主要人物桥本、长、和知、影佐、重藤等人拘留，软禁在箱根和千叶，从而使运动自消自灭了。但它却构成了后来“二·二六”事件的起因。

(摘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九·一八事变》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

【编者注】：

河本大作去奉天的日期几次交代，前后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