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前夕东北军政情势
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以陆海空军副司令职位驻在北平行营，并养病于协和医院。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事务由军事厅长荣臻代行，东北边防驻吉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居父丧在锦州，东北边防驻江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因公留北平，东北特区(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驻哈尔滨，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在沈阳。当时东北军政，实际上是由荣臻、臧式毅负责，亦即后来日本对中国办理交涉的对象。
东北军力：东北空军代司令张焕相驻沈阳。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在葫芦岛。陆军为自陆军独立第七旅至第三十旅，共24个步兵旅(装备精良而有战力的，不过16个旅)。分布在平、津及河北、察哈尔两省者12个旅，辽宁4个旅，吉林8个旅。骑兵为第一、二、三、四、六共5个旅，驻河北省2旅，辽、吉、黑各1旅。炮兵为独立第六、七、八共3个旅，主力在平、津一带。辽宁省防军为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所属步兵两团、骑兵一团。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所属步兵一团、骑兵两团。黑龙江有省防军3个旅，苏炳文即当时之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一旅旅长兼呼伦贝尔警备司令，马占山为黑龙江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兼黑河镇守使。
北大营被攻的经过
事变当时，我任陆军独立第七旅第六二〇团团长，本旅共辖六一九、六二〇、六二一等3个团。旅长为王以哲，第六一九团团长张士贤，第六二一团团长何立中(因公在北平)。只有本团第一营驻皇姑屯，第六二一团3个直属连驻东山嘴子(沈阳城东)营房，其余全部驻在沈阳北大营。北大营的营房，是坐北向南并列着，第六一九团在东，第六二一团在西(外墙距南满铁路二三百公尺不等)，旅部及本团在中间。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就是北大营的本旅。
“九·一八”下午10时1刻钟，忽闻南满铁路方面发生爆炸，这就是事后查明日军自己炸坏南满铁路一段，诡称“中国军队炸毁铁路”为借口的爆炸声音。我正在团部，判断又系地雷爆发，这是多少天以来，司空见惯的事，本已不再惹人注意。但5分钟后，北大营西墙外有手榴弹及断续的步枪声，接着就是炮响，这个时候，才觉得事态并不寻常，当即叫旅部电话，始知旅长在城内，又叫六二一团电话，已无人接听，复问第六一九团张团长也不在营。至11时将过，才得知第六一九、第六二一两团已分别向东山嘴子撤退。我在未奉到命令之前，不能自由行动，只有就营房及已有的简单工事，作战斗准备。到12时，接奉旅长由城内来电话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连络。“等候”不等于“挨打”，敌人向本团营房进攻时，我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虽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
19日凌晨1时40分钟，日军步兵200余，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本团接近，炮兵也开始射击本团营房。此刻，适奉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我答称：“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指示：“将枪弹缴库。”我答：“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厅长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找答：“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厅长又指示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也告中断。
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力19日晨5时。本团第五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士兵伤亡19人。次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公布“日军死伤120余名”，乃是为了扩大“中国军队滋事”的反宣传，并不确实。
本团撤出北大营后，即沿沈海铁路向山城镇(柳河县属)前进，行至铁岭县大甸子镇和由沈阳脱险的旅长相遇，本旅在山城镇及东丰县(县长为现任监察委员王冠吾先生)附近，略事收容整顿，王旅长命令我代理旅长职务，他要自山城镇乘火车经永吉、长春、先往锦州。我就指挥本旅又经铁岭越过南满铁路，于9月29日，分别从彰武县、新立屯两地车运锦州，即调驻北平。
对荣臻的建议
到达锦州的当时，我随王旅长(25日到锦州)，晋见已由沈阳化装来锦的荣厅长，在报告撤出北大营经过之后，荣厅长即说：“我们已将这次事变经过情形，报告中央，经由外交途径，向国际联盟申诉。现在将驻辽宁的部队，向辽河以西移动，吉林的部队，驻地太分散，先将主力在长春、永吉以北地区集结，黑龙江部队不多，暂维现状，等待国际变化。不过万主席(福麟)仍留北平，刻在此地(锦州)的张主席(作相)一二日内也要前往天津，吉、黑两省军政失去重心，还有许多问题。”
我听了以后，很是惊异，当即未加思索地说：“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与其往后退以待变，莫如向前进以求变。”荣厅长冷笑着说：“你有何高见?”我答：“按目前情况，万主席应该赶快从北平回齐齐哈尔(黑龙江省会)，稳定黑龙江局面，张主席即日赴哈尔滨，指挥在吉林的部队，收复长春、永吉(通往齐齐哈尔、哈尔滨的铁路，并无阻碍)。并把辽宁的部队集结起来，若觉得兵力不足，应将在关内的部队调回一部，派人统一指挥，收复沈阳，局势仍然可以转圆。”我说到此处，荣厅长又笑着问：“这样大的事情，就象你说的这样容易吗?”我答：“我个人认为应当这样做，如果有困难，您可以转向北平建议和请示。”荣厅长稍犹豫一下说：“再说吧。”看情形，不便再说下去，我即先行辞出。位卑言高，自然不会被采纳的。当日晚本团由锦州车运北平。
在赴北平火车中默想，日军侵犯吾国土，占领吾城市，在军人的立场来讲，没能够拼之于敌人攻城攻地的当时，也应不计成败利钝，和敌人拼之于失城失地的今日。坐视不前，反向后走，总是一个不可饶恕的过错。
在李顿调查团作证
国联李顿调查团从沈阳回到北平以后，要我们去作证。王旅长率同我们3个团长及我方译员张歆海(前驻波兰公使)，于民国21年(1932年)6月10日上午10时，来到北京饭店，接受询问。届时，调查团的5位团员全体出席。李顿爵士开口就说：“本调查团曾到过沈阳北大营现场。”接着即询问王旅长“九·一八”事变当时日军攻击北大营全盘经过，均由旅长答复。李顿爵士随又拿起一张日军给他的北大营写景地图，对我询问几点：一、“你看这张地图是否正确?”我答：“正确。”二、“你的部队，是否驻在这所营房(以手指图)?”我答：“是的。”三、“日军在这所营房的南面、西面，被你的部队击死击伤共120余名，你是否知道?”我答：“知道，但是据我的正确估计，日军死伤不会超过50名。”四、“依你的观察，日军伤亡以少报多，其用意何在?”我答：“我认为这是和日军当时自己炸毁这一段南满铁路(以手指图)，借口‘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突向北大营攻击，同一用意。”五、“你们攻击日军的理由是什么?”我答：“我们并没有进到日军所在地的兵营，向之攻击。而是日军侵犯吾国土，攻击吾兵营，我军被迫还击，是‘自卫’的必要手段。”李顿爵士颔首未语，并问其他团员有无问题，仅意大利籍团员马克迪伯爵说：“这是正当行动。”作证即在12时结束。
国联根据李顿调查团报告，于民国22年(1933年)2月宣布日本为侵略国。美国国务卿史迪生曾在1932年1月，发表不承认日本非法侵略的领土，并要求英国与美国联合对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初，系采取试探行动，如果当时英美共同出面干涉，根据国联决议，压迫日本撤兵，未必不能实现，这样就可以消弥第二次世界。但英国外相西门拒绝了史迪生的要求，因之，国联中几个强国也就没有对日本制裁的决心。日本看穿了英美不采取联合行动，国联的权势，又是纸老虎，于是蛮横狂妄地退出国际联盟，并肆无忌惮的续行侵略。
李顿调查团到达沈阳时，沈阳邮政局意大利籍的副局长普莱第在他给李顿爵士的备忘录中曾指出“如果列强不在东北就地阻遏日本侵略，他相信不出3年，他的祖国意大利，就要染指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英国著名学者凯士博士，于1940年所著“战祸的原因”一书的结论中，也曾说：“从满洲事变中，墨索里尼学会一课重要的课程，所以西门爵士，不能不对这次战争负有一部分责任。”其实学会这一课重要的课程，岂止墨索尼里一人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诚然是祸首罪魁，又何尝不是由于列强纵容所致的呢?
“不抵抗”的由来
“九·一八”之夜，我两次接奉电话命令：“不抵抗，等候交涉。”“不准抵抗……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这就是事后备受舆论攻击的“不抵抗主义”了。当时荣厅长、王旅长何以下令“不抵抗”?根据民国21年(1932年)的日记，知道“不抵抗”出自“不与抵抗”的鱼电，那是民国20年(1931年)8月6日，张司令长官从北平发给荣臻厅长的。原电：“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当夜事变发生，荣厅长用长途电话向北平报告的是10时30分钟以前的情况，那时日军只是炮击北大营，沈阳其它各处，都没有变化。张司令长官基于累日日军演习司空见惯一点，仍令遵照“鱼电”指示办理。等到沈阳当局发觉日军大举进攻，再向北平请示，电话线已被日军割断，虽改发无线电，但辗转到达张氏面前，已是19日上午，日军业经占领沈阳，实已超出“寻事”的范围太大。
事变前的交涉
日本即决定“武装占领东三省”，即从1931年6月起制造万宝山事件、朝鲜排华事件、中村事件，来激动日本军民“用强硬手段，解决满洲中日现存之困难”。但是表面上仍透过外交形势，由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权助与我方之荣臻厅长、臧式毅主席进行交涉。几月来，一方在必有所得，一方则虚与委蛇，当然不会获得协议。林权助在交涉中看出我方在推拖敷衍，曾告知荣、臧两氏“日本军方不耐了，你们必须有具体的答复。”而我们认为这是日本外交上惯用的虚声恫吓，绝没有想到会大规模来侵犯，同时，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因此，既无应变的计划，更无应变的准备。到了“九·一八”日军攻击北大营时，荣、臧才在惊疑中向林总领事交涉“立刻制止日军行动”。林答：“全不知情，正向军部探询。”随后臧主席又找林权助询问日军真意所在。林支吾其辞地说：“军方行动，元权过问，外交官只能向东京请示。”延生19日凌晨2时，日军攻势益急，荣、臧再约林总领事询问究竟，林已避不见面。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荣、臧束手无策，车政即入无主状态。沈阳就在19日上午被日车占领，永吉、长春、四半街等地，也同时失陷。这一次的国耻，也就是这样造成的。
(摘自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