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炸死后，日本即亟谋以武力侵占东三省。但是，日本侵略东北的军事运输路线，海上只有旅大一条，从旅大通往东北腹地也只有南满铁路一线，并且只能通到长春，长春以北的中东路又掌握在苏联手中，无法利用。因此，日本遂急于修筑由吉林敦化到图们江的敦图路，使它和朝鲜铁道接轨，以与朝鲜的雄基、罗津、清津三港直接连接。这样，不但日本侵占东北的军事运输线路问题可以完全解决，而且因敦图路经过吉林省延吉县，与在中苏国境线上的珲春县相毗连，一旦日本与苏联发生战争，珲春、延吉又成为进攻苏联的重要军事基地。
基于以上原因，日本遂于1929年10月上旬令其驻吉林特务机关长兼吉林督军署顾问林大八中佐及满铁驻吉林公所长粟野，向吉林督军张作相提出由满铁垫款包修敦图铁路及该路修成后与朝鲜铁道接轨的要求。张作相表示，这个问题他不能立刻答复，必得和奉天张学良商量后再说，只答应将粟野带来的文件暂行收下，待研究后再行答复。粟野把文件递交张作相时又郑重表示，希望明春即开始动工，一年内完成，要求早日答复。(文件内容有敦图路线勘测图表、修筑计划书、包修合同各项工程的设计书。)
张作相随即召集省长及省署各厅长会议。大家认为这种重大问题吉林省无权许可或不许可，应向张学良请示办法。遂决定派吉林交涉署署长钟毓携带日本所提出的文件到奉天见张学良请示办法。当时我在交涉署任第二科科长、钟毓即派我随行，于10月25日去奉天。待到10月末，张学良又电召张作相到奉天开会研究办法。张学良主张东三省既然宣布拥护南京，关于外交问题也就应当由南京办理，我们地方无权干预，遂决定派钟毓为代表，携带粟野递交的文件赴南京请示办法。
张学良作出如此决定，他的内心是有一番用意的。当时总司令部秘书陈庆云(我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曾向我说过如下一段事实：当张作霖退出北京之前，日本曾派公使芳泽向他提出间岛行政权割让问题，土地商租权问题(即日本人得在东三省自由杂居购买土地的权利)和敦图路修筑问题三项要求，交换条件是日本保护张作霖安全回奉天，并且保证张作霖仍然为东三省最高统治者和保持东三省的独立。当时张作霖满口应允。待到他要回奉天的前一天，芳泽就拿这三项协定出来要他签字。他推说今天太忙，叫芳泽明天下午再来。第二天下午芳泽又来时，张作霖叫陈庆云把芳泽让在对面客厅，他在屋里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专等人家危急的时候，卡着人家的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是不怕死的”云云。他把三个协定书上每个批了一个“阅”字交还了芳泽，也没和芳泽说话就坐汽车上车站去了。芳泽也就随着走了。1941年我任伪满驻意大利公使时，日本驻意大利大使馆的参事官安东某，即是那时芳泽公使的一等秘书官。他和我闲谈时曾提到张作霖。他说：“张作霖这个人非常狡猾，用人时什么都应许，等到事情完了就什么也不承认。”他也曾提到芳泽在北京那件事情。他说：“芳泽公使当时以为张作霖签了字，可是到公使馆一看，在三个协议书只签了一个‘阅’字。芳泽为这件事受了好大的难为。”
因为有上述这段经过，所以张学良认为他父亲都不能许可的问题，他怎能许可呢，何况日本是他的不共戴天的仇人。所以关于敦图路的问题，他就推往南京，并且可以借此来表示他拥护蒋介石的诚意。
11月中旬，我和钟毓回吉林准备一切，1930年1月19日再到奉天。2月7日见张学良时，张将密电报本一册交给钟毓，作为联络拍电时使用，又交给他日本田中奏议汉文译本一册，命带到南京送给外交部参考。此外，我们还领到旅费、交际费6000元。因为去南京必须经过大连，而大连日本海关对于旅客携带的物品均须检查，所以钟毓即将这两个秘密文件交给我，由我缝入我的西服背心内密藏。
我们于2月24日由奉天到大连，25日由大连乘吉林丸去上海，27日早晨到达，逗留数日，即于3月6日到南京。那时奉天省在南京设有省代表办事处，代表为邢士廉。我们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到代表办事处报到，并请邢士廉代为约见外交部长王正廷。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刚刚迁到南京不久，各国外交使节都住在上海。所以王正廷大部分时间住上海，来南京的时候很少，我们一直等到3月20日方才见到他。钟毓向王正廷说明了敦图路的交涉经过，并将带来的各项文件面交给他。王正廷将亚洲司长周龙光叫来与我们会面，告诉我们以后来部即与周接头。周龙光又给我介绍亚洲司总务科长姜某，叫我有事和他联络。我每星期三都到外交部一次与姜会面，探询消息。他总是答复说：“部长还没有什么指示。”
4月3日邢士廉又和钟毓见蒋介石一次。钟毓见蒋回来对我说：“蒋介石这个人非常高傲，说话时眼望天花板。我报告了我这次来中央的任务及东三省对日本外交情形，他只用鼻子哼哼，始终，没有问我一句话。等我报告完了，他只说：‘好吧，你和部里联络，等王部长给你指示好啦!’”
我同钟毓于4月中旬到苏州、镇江、扬州、杭州、上海各地游览了两个多月。回到南京后，7月初旬王正廷找钟毓到外交部告诉他说：“此案第一步办法，先由吉林张作相通知日本方面，说东三省已宣布拥护中央，对外交问题应由中央直接处理，叫他来中央交涉。他来中央更好，倘若不来，吉林省方面就置之不理，看他下一步采取什么态度。吉林省方面再斟酌情形设法再敷衍一个时期，俟中央把对日本的整个外交政策决定后，由中央再行指示办法。关于这个问题，已经由蒋总司令另行拍电与张总司令，你们可以回去吧。如果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可由吉林省直接给本部拍电联络。”我们遂于7月15日由南京起程返奉向张学良复命。
钟毓向张学良报告赴南京经过后，张学良说：“蒋总司令的电报我已收到了，关于这个问题你回吉林时对张辅帅说，暂时就照中央的指示答复林顾问和粟野满铁公所长。你们去了许多日子，辛苦啦!在奉天休息几天，就回吉林去报告辅帅吧。”
我们在奉天只住了两天就回到吉林，当晚就到张作相公馆，将详细经过报告了一遍。张非常不满，说：“这算什么办法!他们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我当时就向总司令(指张学良)说过，找中央也未必有什么好办法。自己做的梦还得自己圆。这不是白跑一趟吗!多少条铁路都让人家修了，为了这一段铁路得罪日本人，我觉得是不上算的。”
7月24日午前，张作相即找林大八到督军署，粟野也同来。张作相告诉他们说：“钟署长已经由南京回来。关于铁路问题，中央不准地方直接谈判，应由中央外交部统一交涉。请你转达关东军和南满铁路会社，请他们直接到南京与外交部交涉，关于这个问题从今以后吉林省没有权限处理。”林大八说：“日本人并没有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什么中国中央政府。我们在中国那个地方发生问题，即向那个地方主管的当局交涉，这是惯例，从来如此。吉林的问题只有和阁下谈判，阁下也有权力主张，根本没有找蒋介石商量的必要。在我们看来，蒋介石政府本身也不过是中国地方政权的一个，他有什么力量能叫别省的地方政权非遵从他的命令不可?这个问题如果阁下坚决表示不管时，那么日本关东军可能采取自由行动，以保护南满铁路会社修筑这条铁路为理由，向铁路沿线各地方出兵。到那时阁下将采取什么态度呢?如果亦以武装部队阻止关东军开入时，当时即能惹起两军的冲突。如不阻止关东军的开入，这问题就算自然解决，但是吉林政府的威信又将置于何地呢?倘若事态扩大，其后果将更不堪设想。阁下是吉林省的主人，一切应当自己作主，不应该放弃权力，让什么中央政府来管吉林省的事情。我是阁下的顾问，关于这种种利害问题，当然不能不向阁下说明。并且如果让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也有应负的责任。希望阁下就以上所说的各节，详慎加以考虑，千万不要轻信别人的话，以免将来后悔不及。”张作相说：“你说的很对。等我研究研究再答复你。”
林大八和粟野走后，张作相即打电报报告张学良。张学良接到电报后，找东三省交涉总署长王明宇、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以及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大家都认为这不过是林大八为了早日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一种恫吓手段，关东军向吉林出兵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但是也不能不预防万一。遂拟定一个具体的办法，即：待林大八来催问张作相时，就由张作相答复说已得张总司令的同意，此案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负责办理。待满铁来交通委员会接头时，高纪毅可以代表张总司令口头上答应满铁的要求，但是关于满铁所提出的包修合同和各项工程计划书，必须经过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的审核；如果我们认为有不适宜的地方，可以提出修改意见，待双方同意后方能实行。如满铁同意我们这种办法，我们就召集各铁路局长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开始审核讨论满铁所提出的各项文件。而我们的审核讨论的时间，可以斟酌情形，自由伸缩，欲长则长，欲短则短，这样至少也可以拖延几个月到半年。这么办，不但可以缓和关东军及满铁的情绪，又可以达到中央的要求。究竟中央是否同意这个办法，现在就派高纪毅去南京和外交部接洽。(这是我到奉天后听高纪毅对钟毓说的。)
我们回到吉林四五天后，奉天又来电话叫钟毓到奉天和高纪毅接头。钟毓和我当日晚即乘车启程。
我们于7月29日早到奉天，当即往见高纪毅。高向钟说：“关于敦图路线交涉问题，张总司令叫我去南京和外交部接头一次。因为您已经去过南京，情形比较熟悉，可以再同我去一趟，罗科长也同去，我就不另带人了。”我们三人遂于8月3日由大连乘黑龙江丸南下，5日到上海，7日到南京。这时奉天驻南京代表邢士廉已调回奉天，由秦华继任。我们到南京后过了约一星期，于8月中旬高纪毅才见到王正廷，又见到铁道部长孙科及蒋介石。高纪毅见铁道部长孙科和蒋介石的时候，我没有同去，不知道谈的什么，只是在他回来时听他对钟毓说：“孙科说话很不清楚，我一句也没有听出来他说的什么。见王部长和蒋总司令时，只是把奉天所拟的办法详细报告了一遍，请中央决定是否可行。”
8月17日，王正廷召高、钟二人见面，首先向高纪毅谈：“对于东北铁路交涉问题，主要采取拖延政策，就按照张司令拟定办法去做。可以由交通委员会召集东北各铁路局的局长及有关系的人员组织一个委员会，以研究满铁所提出的问题为名，先表示我们对铁路交涉问题已经同意，借以缓和日本方面的情绪。既是研究会，那么看情形能拖延多久就拖延多久。只这样中央就可缓开时间，研究整个东三省对日外交的政策。”高纪毅当即表示一切都按中央的指示办理。钟毓又接着说：“自从张大元帅被炸死后，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军人和日本奉天在乡军人会的急进派，处处与我们为难，甚至故意寻衅。对于间岛问题、土地商租问题以及铁路交涉问题，均表示强硬态度。甚至叫嚷说，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圆满解决，不惜使用武力云云。这虽是一种恫吓手段，但我们也不能不预防万一，作相当的准备。”王正廷说：“关于日本对中国的问题，现在它在国际上已处于孤立的地位，它也不能不采取慎重态度，敢于轻举妄动。况且就中国与日本的全面关系来说，东三省问题仍属地方的问题，或不致影响两国全面的关系。希望回去报告张总司令，命令东三省有关当局严密注视日本方面的行动，随时电报中央，以便采取对策，而免遣误，以防万一”云云。
我们于8月下旬回到奉天后，我和钟毓当即回吉林向张作相复命。张作相说：“既然中央和总司令同意，就那么办吧!”
当我们去南京的时候，吉林省、哈尔滨又发生搜查苏联总领事馆事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苏双方外交代表约定在满洲里会见。苏方代表为卡拉罕，中国方面为李绍庚。钟毓既由南京回来，张又令钟毓立刻去满洲里，我也同去。以后竟演变成中苏两方的武装冲突，因而我们对于铁路交涉问题也就无暇过问了。
我于1930年11月调任吉长铁路局秘书兼稽核科长。局长为郭续润(高纪毅的亲戚，兼任吉敦铁路局长)，副局长为齐耀塘。因为吉长铁路系由满铁借款修建，满铁派有代表一人常驻局内，权限与待遇同局长一样。局内刘外文交的稿件上凡是由局长盖章签发的，代表也得盖章方能缮发。会计处长亦由满铁派日本人担任，掌握全路局的收支。当时的代表为中川某，会计处长为工藤二郎。所以吉长铁路名虽为中国自办铁路，实在是受满铁支配。局长对于局内一切行政如果装聋作哑，一概不问，那么与代表的关系就好一些；倘若局长不肯放弃权利，那就时常发生磨擦，关系当然不能融洽。自从郭局长到任后，凡是局长权限内的事都要过问，因此与中川代表时常发生矛盾(“九·一八”事变当时，若不是他在北京出差，一定遭到日军的杀害)。
1931年3月上旬，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派满铁理事河村上造(曾任日本外务省次官，在日本外交界颇有声望)携带他的亲笔信来见张学良。张接见河村后，就叫他往见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河村走后，张即叫高纪毅来公馆，将内田的来信交给他，叫他斟酌办理。信的内容大致说：“关于敦图路修筑问题，早经张作霖大元帅同意，并签有协定书，嗣因种种关系，一拖再拖，直到现在还未实现，并且近年来又连续发生种种令人不能满意的问题，如中国新修的沈海铁路、吉海铁路、打通支线、梅西支线，对南满铁路的并行线问题、南满铁路包围线问题，以及中国各铁路对南满铁路运费抵制问题等等。问题越积越多，纠纷愈演愈烈。现在形势紧迫，倘不及时谋求解决办法，诚恐酿成不良的后果。兹派本社理事河村上造往谒阁下，请阁下当面指示办法，俾以上所提出的各问题，得以早日圆满解决为幸”，云云。第二天，河村即到交通委员会见高纪毅，除了说明他此次来见张学良的任务以外，又将满铁所拟的敦图路修筑计划书、包修合同及施工图表等各种文件当面交给高纪毅(与1929年交吉林张作相的相同)。河村辞出后，高纪毅就电召吉长铁路局长郭续润立刻来奉天。郭接电后，即日晚车同我去奉天，第二日早到后即往见高纪毅。高告以河村所提的问题，问郭怎么办。郭说：“近来日本方面对我们的态度非常不好，满铁也在这个时候又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看起来，他们是有决心、有计划的，绝不能一推了事，或置之不理。若是没有一个具体答复，他们是不会满意的。不过，我看满铁向我们提出这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敦图路修筑问题及该路修成后与朝鲜铁道接轨问题。我们可否先就这个问题开始谈判。谈判进行的办法，像委员长以前所说的那样，先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组织一个委员会，对满铁所提出的敦图路修筑计划书及包修合同进行审核研究，作出对案，然后根据我们所提出的对案交换意见，待双方意见一致后再正式签定合同。我想我们这种办法满铁一定不能不同意的。那么开会的时间，我们愿意长就长，愿意短就短，至少也能拖延三、四月至半年以上，以后我们再看形势的变化再拟定第二步办法。”高说：“好，我们就这么办。你可以代表我去见河村，把这个办法替我转达给他。如果他同意，你就拟一个委员会的组织简章，我们好立刻召集会议。”
郭续润第二日即往满铁公所去会见河村理事，我也同去。郭将高纪毅的意见转达给河村，并约定嗣后有什么事即与他接洽，不用再找高纪毅。河村当时对这种办法表示非常满意。又隔四五日，河村又来回拜郭续润。他说：“关于铁路交涉问题，高委员长所提的办法，我已经报告内田总裁，内田总裁也表示同意。并且为了双方接洽便利起见，我方也在奉天设一个临时办事处。我将在你们开会期间常住奉天，以便你们在开会中间遇有什么问题时，好随时研究解决。”
郭续润随即将这个组织的简章拟就，交与高纪毅，其主要内容如下：1．名称定为东北铁路交涉委员会；2．高纪毅为委员长；3．委员为吉海铁路局总办李铭书，吉长铁路局长郭续润，四洮铁路局长何瑞章，北宁铁路局副局长劳少勉，洮昂铁路局长万国宾，并以吉长铁路局秘书罗振邦为日文秘书，吉敦铁路局秘书尹寿松为中文秘书；4．委员长高纪毅因公务繁忙，除有必要时外，不出席常会，由吉海铁路局总办李书铭代理主持会务；5．每星期开会一次，各委员于每星期六来奉天，星期日开会，星期一各归各局办公；6．会址暂设在北宁铁路北车站楼上，于1931年4月第一个星期日开成立会，以后每星期一次。
4月12日，河村来见郭续润，正式通知他的办事处亦于4月10日成立，嗣后有紧要的事情由他和郭接头，普通的事务联络由我和他的秘书木村省三接洽。他并说：“我们这两个组织对外均保守秘密。我也不请各位委员和高委员长在公共场所宴会了，将来只好送一点纪念品吧。”郭续润即约河村及其他日方人员于星期六晚上宴会，并对河村说：“我这里是临时租的一个私人住宅作为吉长铁路局驻奉办事处，用人都是我由长春带来的，绝不会走漏任何消息。”那天的宴会，参加的除河村外，还有奉天满铁公所所长镰田弥助、奉天满铁地方事务所长铃木一郎、满铁总社参事罔崎三郎、铁道部总工程师柳田国昭及木村秘书等人。过一星期后，河村派木村秘书赠送高纪毅及各铁路局局长每人大理石座钟一个作为纪念，并送给我一件西洋缎桌蒙。
自从4月初开会以后，每隔一星期木村即来办事处和我会面一次，向我探听开会的情形。每隔约三四星期，河村即与郭续润会晤一次，询问有没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实际上是催促我们。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各委员谁都知道这个会不过是一个拖延时间的工具。每次开会，由我翻译阅读一件满铁的提案文件，然后大家便聊天喝茶，谁也没有认真去审核文件的内容。每星期木村来询问开会情形时，我也就随便找一些材料应付。
7月上旬，有一次木村向我说：“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山下晴大尉和日本奉天在乡军人会，因为中国方面对于中村大尉事件，万宝山事件以及铁路交涉等问题，一味拖延，毫无解决诚意，群情愤慨，并且主张如果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不惜发动武力自己来解决。倘若我们的铁路交涉问题能够早日解决，至少也可以缓和这种紧张的空气，希望你把这些情形转告郭局长参考。”我将这事报告郭续润后，郭亦曾在会议上报告各委员。但是多数人都认为这不过是催促会议赶快进行的一种恫吓手段，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谁也没有重视。
铁路交涉委员会自4月初开始，到7月下旬一共开了20次会，才将“对案”拟定，其内容如下：1．满铁对敦图路修筑垫款利息不得超过年息三厘(即千分之三)。2．线路的选择应经过中国技术工程人员会同满铁的原勘测人员重新勘测一遍。中国技术人员如认为有改正之必要时，应按照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修改。其他工程的设计亦同。3．以前向南满铁路会社垫款修筑的吉长、吉敦、四洮、洮昂各铁路的垫款利息，为了收支和运费的统一，亦应一律改为三厘。4．过去由南满包修的吉敦铁路工程，在保固期内，线路、站台、票房、工厂、宿舍已有多处损坏坍塌，应由满铁按照原合同全部予以修复。5．关于敦图路与朝鲜铁道接轨联运问题，须俟该路工程完成1／2以上时，由两路负责人员另行组织委员会进行协商，拟定具体条件。6．以上所拟的对案，须俟呈请中国南京中央政府批准后施行。
此案作成后，因高纪毅当时正在北京，即由交涉委员会去信向他报告开会情形，并请示第二步办法，但迄未得到他的回信。河村几乎每日都来找郭续润询问高纪毅回奉日期。郭只有一天一天往下推，也没有确实的答复。8月10日河村理事又来见郭，进入客厅后，即嘱把门关上，对郭说：“我有一件极秘密的事，以私人的资格向郭局长谈谈。”接着说：“关东军的坂垣中佐及奉天在乡军人会的河本大作大佐认为张学良将军对于中村大尉事件、万宝山事件以及铁路交涉等问题，一拖再拖，毫无解决的诚意，他以为日本军人可欺，这是对日本军的侮辱，我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武力膺惩张学良，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我想我们所进行的铁路交涉问题，如果能在三五日内解决，至多不出一星期，尚可以缓和日本军人的愤懑情绪，不致发生意外的事情，不然就恐怕发生意外事件。我们进行了四个多月的铁路交涉，若是无结果而终，对我和郭局长说来，都是很可惜的。”河村并且又非常郑重地说：“我这是完全出于好意，以朋友的资格告诉郭局长，现在日本方面决不是什么使用恫吓的手段，以图铁路交涉问题早日达成解决，请郭局长千万不要误会。”
河村辞去后，当日晚郭续润即到奉天省长臧式毅公馆，向臧报告了河村的谈话。臧式毅说：“这是外交问题，应由中央主持，我完全无权处理。副司令去北平后，关于后方的一切事情均委由张辅帅主持。最好你到锦州去一趟，把这件事报告给他，看他怎样指示。”这时张作相正在锦州小岭子乡下给他母亲办丧事，郭即于11日早去锦州小岭子见了张作相报告经过。张作相以重丧在身，不能亲自到北平请示，要郭去北平面见张学良报告。郭即于13日返奉，携带铁路交涉委员会所拟的敦图包修对案，和我一起于14日去北平，向高纪毅报告。高说：“别听他们那一套，这也不过是一种恫吓手段。”午后3时高即同郭到副总司令部见张学良。候了三四个小时，承启官回说：“副总司令今天太忙，没工夫见客，明天再来吧。”郭续润当晚回到旅馆时已经8点多了。他一连去了三天，都没见着张学良。郭和我感到非常失望，遂将带的文件交给高纪毅，请他找机会向张学良报告并请示办法，我们好回奉天答复河村。我们一直住到9月18日，每隔二三天即到高纪毅处询问消息。高说，他虽见到张学良几次，但是也没有机会说这件事。看样子，我们几时能见张学良是没有把握的，遂将这种情况报告给张作相及铁路交涉委员会。
9月18日晚上，我和郭续润到新明戏院看戏。因为我们去得晚一些，到戏园内一看，张学良也带着赵四小姐和另外两三个女人在右面第三包厢看戏，我们坐在第七个包厢，距离很近。待戏演到11点前后，我就看到张学良的包厢里，一会儿跑上一个副官在张学良耳边说几句话，张学良一扬手，副官就走了。一会儿又跑来一个，一连三四次。因为张学良的包厢在我们包厢前面，由楼下上来的人都要经过我们的包厢，所以我看得很清楚。等到戏演完了，我抬头一看，张学良的包厢里已空无一人，不知什么时候都走了。我和郭续润说：“恐怕出了什么紧要的事情啦，不然张副司令哪能在这个时候走呢?方才我看见他的副官几次由楼下跑上来，向他报告什么事情，情形很紧张，或者奉天出了什么事也未可知，我们也走吧。”待我们走出戏院门外一看，在戏院门外排列的一些大汽车已经一辆也没有了。我和郭续润说：“一定是奉天出了什么事情了。”因为我们来北平以前，就听人们传说，日本铁道守备队每天在铁道沿线各地打野外，故意向中国军队挑衅。又听说日本铁道附属地内的日本学校均已停止上课，将校舍空出，准备住军队，形势非常紧张，所以我想恐怕奉天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回到旅馆后，就给邢士廉打电话。邢一接电话就说：“伙计，坏啦，奉天炮响啦!”
听说当晚张学良由戏院回公馆后，朱光沐给他来电话，报告日本军已经向北大营进攻。张学良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指示下，他就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让朱光沐转告王以哲，千万不要抵抗，尽量撤退。电话没有说完就断了。事后听高纪毅说，关参谋长于21日由奉天来北平报告说，9月18日晚奉天全市已被占领，他在20日早化装为买菜的逃出奉天，以后的情形就不知道了。高还告诉我们，张学良当时说：“让他占领好啦!将来他怎样占领，还得怎样给咱们退出来。”
关于敦图铁路的交涉问题，也就这样随着“九·一八”的炮声而告一结束。
(政协河北省暨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摘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