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张学良就任蒋家王朝的陆海空副总司令，东北军主力入关，坐镇北平，东三省一时形成空虚状态。当时，在沈阳的中国军队只有驻在北大营的王以哲所部步兵第七旅的3个团，和在山嘴子炮兵研究班为教育演习用的炮兵教导团的一个团(拥有各种火炮36门)。至于外城，驻在沈榆线和打通线上的步兵、骑兵不过4个旅。吉、黑方面的步、骑兵，总共大约10个旅；且都是分散驻防，一旦有事，远水难救近火。除张学良留平外，东北军的“边防”司令官都离开了本职岗位：吉林的张作相奔父丧回到了原籍锦州，其职务由参谋长熙洽(格民)代行；黑龙江的万福麟也随张学良进了北平，其职务也由参谋长谢珂(韵卿)代行。于是东三省形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何况日本方面早已洞悉：中国军阀军队向来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凡此，都予日寇以乘隙而入之机，遂于9月18日夜制造借口，首先侵占了沈阳。
在“九·一八”前夕，日本方面早有发动侵略的种种迹象，如指使朝鲜推进其驻屯师团，在南满线上增兵和检阅；在哈尔滨、长春、沈阳日本站召集其在乡军人，以及将日侨编队点名，发枪练习打靶等，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然而，东北军文武官吏由于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一味沉溺于奢糜淫逸的享乐生活之中，对此完全不以为意，以致直到“九·一八”之夜，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及其部下三名团长都不在营地住宿，旅司令部只留下平日被称之为“窝囊废”的参谋长赵镇藩一人在“看堆儿”。在旧军队中，参谋长不论大小都是无权的“副差使”，只能“坐办公桌”当摆设，或者起一点“看堆儿”的作用，遇事都要请示主官，绝不敢越权独断。
日本关东军军部所制造的借口是：在距北大营几百公尺的柳条沟附近南满铁路路轨上私埋炸药，而于9月18日夜10时许，自行炸毁铁轨一小段，以之诬栽系北大营第七旅官兵所为，随之以猛烈炮火炮击北大营。夜半，早已作好侵略准备的日军部队从日本站侵入市区，致使全市商民惊恐莫名，闭门躲避，街市无形戒严。日军到处鸣枪示威，恣意杀人，除屠杀平民不下百名外，凡见着军服者即格杀勿论。当日军占据北大营后，遂由北关入城。在北门内见一人家尚有灯火，日军一拥而入，见一身着军服的中国军官正在屋里收拾行李、书籍，当即将其刺死炕沿。死者郑锦堂，原系保定军官学校八期出身，时任东北讲武堂战术教官，闻变立即收拾，致罹此惨祸。又前古北口镇守使韩云鹏，原系保定军官学校五期出身，家住马路湾与日本站交界，正当日军侵入市区之要冲，韩打算托庇于西洋人宇下，带领小老婆乘汽车直驶三经路，投住德商所开“凌格饭店”，其小老婆于仓皇间将金钏遗忘于家，嘱韩回家去取，韩在途中，被日军乱枪击毙于汽车里。
在“九·一八”之夜日军炮击北大防军东北边营时，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假三经路蒋斌家召集高级官员参加的紧急会议。这时，沈阳西区与城内，由于日军侵入市区，交通遮断，因此只有住在三经路附近者才能参加，计当时到会者只有副官处长杨正治、军衡处长朱光沐、电政监督蒋斌和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等五六人。荣首先述及当日军炮击北大营时，曾以电话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交涉，日总领事推诿这是日本军部所为，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荣旋以电话与住在城内的省主席臧式毅取得连络，接着向北平张学良官邸打了长途电话。据张的侍卫长谭海答称：张偕于风至和赵媞正在前门外中和戏园听梅兰芳唱《宇宙锋》。当告以日军侵占沈阳，张始从戏园赶回来接电话。张重申了蒋介石“铣电”(同年8月16日蒋拍给张的电报)的内容，大意是：如日军侵入，应避免冲突，一切忍让，勿逞一时之愤，以免事态扩大不好收拾，以待“国联”处理。张并询问驻沈之其他各国领事对日军侵犯抱何种态度?荣臻于是分别用电话向英、美、德、法、意等领事探询。他们的回答都是，未得本国政府指示之前，不便表示态度。荣臻又一次打电话向张学良报告了各领事的答复。张指示说：“沈阳空虚，抵抗无益，只有忍辱负重，遵照蒋委员长的指示，等准备好了再打，等中央同日本交涉，听从‘国联’处理”云云，因此，荣臻当即指示王以哲旅长打电话给北大营第七旅旅部参谋长赵镇藩彻底执行这一不抵抗的指示。当晚的紧急会议如期，与会的官员们只得垂头丧气，各自回家了事。这次会议的情形，事后国内各报纸均予登载，但对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特别是“铣电”原文，均被删去，或开了“天窗”。
“九·一八”翌晨，我穿着便衣进城察看，但见沈阳城西门紧闭，不准出入；城门和城楼站着日军哨兵，端着上刺刀的步枪，城垛上插着日本国旗。我绕行到南门外，见菜蔬、粮食商贩尚在营业，城门半掩，有日军把守，对出入城门之平民未加盘问。我走进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所住的工部衙门胡同。胡同口有日军一个分队(班)踞地而坐。我正在宅门徘徊间，有一挑馄饨担小贩似已察觉我的来意，便悄悄告诉我说：“别进去啦!荣参谋长刚才出来，小鬼子就进去把主席监视起来了!”我听罢，急出城回家。臧以后投降了日寇，当了汉奸，从此国民党辽宁省主席一变而成为伪满大臣，此是后话。
9月19日早饭后，我到三经路去见荣臻，据其家人答云：“参谋长已搭早车去北平见张副司令了。”从这天起，凡沈阳有资格逃难的高级文武官吏，纷纷乘北宁铁路火车逃往“歌舞未已”的北平。在北宁铁路两侧，这时“土匪”乘机蜂起，他们怀着“好小子们，你们搂够了，现在往关里跑”的愤懑心情，劫持过往火车。这消息不断传来，达官显贵莫不诅咒：“东北老百姓‘太没心肝，，在这时候趁火打劫。”殊不知平日制造“土匪”的不正是这一批“逃难”的人吗?“掠人者人亦掠之”，又何怨为?
“九·一八”事变后，我抱着“唯有美国可以制服日本”的念头，想托荫于美国庇护之下，遂匿居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秘书周福全家以观究竟。几天之中，原住三经路一带的中国官员的宅第，俱遭日军抄搜洗劫。我家也被掠走一空。我居周家一周，眼看大势已去，也从沈阳逃到北平。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