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方面对中村事件采取“灭迹保密”和“以静制动”的策略，因此日本方面迟至7月中旬才开始得到中村等人被杀的消息，且其真相仍模糊不清。据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著的《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一书有关章节的记载：从7月10日左右由旅顺出发、参加关东军组织的所谓“北满参谋旅行”的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一行，该月中旬到达黑龙江省在昂昂溪准备换乘中东铁路火车时，该地昂荣馆的女老板是随同中村震太郎的井杉延太郎之妻，她告诉板垣等人说：她将近一个月与井杉失去了联系，要求他们回到旅顺后，请求关东军协助寻找。于是关东军开始注意了解这件事。7月17日前后，中国东北屯垦军某军官的情妇、名叫植松菊子的日本女人，把她所知道的有关中村等人被杀的情况，告诉了哈尔滨满铁公所雇员佐藤的妻子：6月27日夜，两名日本人、一名俄国人和一名蒙古人，在苏鄂公府被屯垦军(代理团长关玉衡)杀害了。于是，佐藤立即将这个情报递送给了关东军特务机关。
关于中村被处死的日期问题，历来被说成是6月27日。其实这完全出自关东军与驻沈阳日本总领事馆的编造。1931年9月9日，林久治郎以第576号电报呈日本外相币原说：关东军顷商本馆欲将中村大尉被拘留日期定在6月27日，被害日期定在7月1日，以期与他事相配合，职已应允，请对外声明时注意此日期。1932年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沿用了关东军编造的6月27日这一说法。此后，在研究“九·一八”事变的许多中外著作中，亦都照说不误。这是不准确的。战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关中村震太郎专档一宗，并列为东京裁判中I．P．S．2981号之证件，上载：中村系陆军现役大尉，昭和3年(即1928年)陆大毕业，昭和6年(即1931年)以参谋部部员，奉派来满，受关东军密令，前往洮南侦察军情。其同伴井杉延太郎则系骑兵伍长，久在昂昂溪开设旅馆，其人精俄蒙及中国语言，干侦察工作最为相宜，因中国官宪监查甚严，遂经哈尔滨日本总领事大桥忠一，应该地日本特务机关之请求，假托农业专家游历之护照，于1931年5月14日，自哈尔滨入呼伦贝尔，而至洮北。当时亲自参与和直接处理中村等四人的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3团团长关玉衡，在他1981年8月写的回忆录中，把处决中村等人的时间定为1931年5月25日午夜12时30分钟左右(即26日零时30分)。
(摘自《“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