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时，我正任东北军第七旅的参谋长，事变的当天晚上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我正在北大营旅部住宿，亲身遭受了日寇的突然袭击，率第七旅退出北大营，现将当时情况追忆如下：
事变前的敌我形势
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由于清政府昏庸腐败，允许日本在南满驻军，日军早已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迨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当时日本驻在辽、吉的军队实力和分布情况如下：一为铁路守备队，司令部设在公主岭，下辖四个大队(实为六个大队)，分驻公主岭、沈阳、大石桥和连山关，是永久驻屯性质，由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一为驻屯师团，师团司令部驻辽阳，下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一个旅团司令部驻柳树屯，所属两个联队，分驻柳树屯、辽阳；另一个旅团司令部驻铁岭，所属两个联队，分驻辽阳、公主岭；骑兵联队驻公主岭，炮兵联队驻海城。这一部分驻在东北的常备师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此外还在旅顺设有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所有以上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挥。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在日军的编制上，关东军司令部的职权很大，司令官直隶日本天皇，有帷幄上奏之权，遇有非常事件并可当机立断，也就是说，只要日本军阀认为条件成熟，随时就可以制造借口，发动侵略战争。
1931年，日本军阀为了力谋实现其大陆政策，即多方制造借口，向我寻衅。是年8月，日本侵略者继万宝山事件之后，又借口中村事件，积极准备军事，企图发动进攻。8月下旬，日本铁路守备队即秘密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同时驻在朝鲜境内的十九、二十师团全部开抵图们江沿岸，并举行水陆联合演习，侵占我国龙多岛和图们江领水；南满铁路沿线日军亦同时举行演习二周，武装示威。9月初，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到南满路沿线巡视并检阅部队。9月8日，日军越境在沈阳北边门外架机枪演习，并在合堡大街实行街市战斗演习，随后并不断地演习城市边沿战、夜战和拂晓战等等。日本在东北的在乡军人，亦于9月8日奉到密令，分别集中沈阳、长春、哈尔滨报到。沈阳日军当局并于9月10日左右分别召集沈阳日侨开会，以中村事件来借题发挥，煽动日侨仇华情绪，并发给枪枝，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时适有驻沈阳的日军第二师团第十五旅团三十三联队要“瓜代”归国，我们照例为村田联队长饯行，他在酒兴正浓时道出了自己的心情说：中国好，不愿意归国；又说：归国后不能升级，又不能进入陆军大学，只有退伍，表示留恋东北。随后他又在酬谢我们时向我透露：他的联队奉到新的命令，归国的部队必须等到新兵到齐后同时返国，他感觉奇怪。同时我们还获得情报说：沈阳南满站附属地缝纫厂正大量赶制中国军服，用途不明。所有以上征候，都说明东北形势险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时东北有识之士都预感到日寇对东北的侵略战争就要爆发了。
在形势这样危急的情况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不但平时不做对日作战准备，而且连年进行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相持数月，胜负不决。9月间，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阎、冯，将东北军主力大部分开进了关内，随后为了巩固蒋介石的政权，张学良也长期住在北平。1931年7、8月间，由于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为代表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发生了新的内战。中原大战后投降张学良、驻在河北顺德一带的石友三，受广东国民党非常会议收买，就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联合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于7月间通电反张，进犯平津。此时日本侵犯东北阴谋日益显露，形势日益危急，但张学良不但没有将东北军调回关外以作防备，反而把尽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省仅有的两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进了关内)，致使东北防军兵力益形单薄。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个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纥瘩都拿出来了。”这样，东北在军事上陷于非常空虚的状态。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团编制的省防旅。而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第七旅、张廷枢第十二旅和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分驻沈阳、锦州和通辽，常经武第二十旅驻洮南一带；连同火力很弱、平日缺乏训练而又被腐朽昏庸的张海鹏和于芷山所掌握的洮辽和东边两个镇守使署所辖的两个省防旅在内，辽宁全部兵力也不过五六个旅。特别是当时东北军队的高级军官们缺乏抗日意志，充满恐日心理，平素毫无对日作战准备，因此，日军一旦发动进攻，就不战而溃了。
第七旅的应变措施
基于上述种种情况，王以哲和我反复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为了研究对策，遂于8月间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共同分析研究。大家一致判断必然要发生事故，当即将所得材料加以整理，交王以哲携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不久王以哲回沈阳，向我们传达了张学良的应变指示。王以哲说：“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接着又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铣(8月16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
王以哲对于执行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当时是比较“忠实”的。他由北平回来后，有一次召集团以上军官研究我军如遭受日军攻击时如何对付的方案。我和团长王铁汉、张士贤、王志军以及丁、朱两参谋都说：“遭受日军攻击，采取不抵抗方针怎么能成呢?那样，全军势必遭受歼灭。”王以哲笑着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有什么办法?我们要绝对服从。”大家都不同意王以哲的意见，朱参谋说：“中央命令固然要服从，可是也不能坐着等死。”有人说：“根据上峰的指示，敌军不来我们不能走，但是敌军若来了我们想走也不成，只有起来应战，不抵抗怎么能成呢?”最后王以哲作了个见机行事的决定。所谓“见机行事，”就是敌来我跑，但是逃跑也得抵抗呀，否则也逃跑不了。经过反复研究，我旅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三而待敌军进到距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而待敌军越过铁路时，即开枪迎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结集，候命行动。为了应付事变，还采取了下列各项措施：1．官兵一律不准归宿；2．加强营垣工事；3．继续加强侦察；4．为了防止敌军伪装我军官兵进行偷袭，特将我军官长改变姓名，更换符号颜色，放在兜内，以易于识别。
日军进攻北大营情形
9月18日上午，日军第二师团第三十三联队长村田来到北大营要求见王以哲，我答以王旅长出席水灾会议未回。村田对我说：“赵参谋长，这些天咱们之间多事，容易发生不友好、不信任的问题。咱们相处得很好，如果一旦发生事故，希望不要扩大事态。”我回答说：“你的意见很好，但是最好不要发生任何事故。”
当日白天平静无事，至晚间10点20分左右，突闻轰然一声巨响，震动全城(事后方知是日军在南满路柳条沟附近炸毁铁路，诬为我军所为，以作发动事变的借口)。不到5分钟，日军设在南满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即向我北大营开始射击，并据情报人员报称，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我营开始进逼。我得报后，向三经路王以哲家打电话。王说，他去找荣参谋长研究。当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我除一面立即下令全军进入预定阵地外，一面并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总参谋长荣臻报告。他命令我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我说：“把枪放到库房里，恐怕不容易办到吧。”过了不久，我又借汇报情况为由打电话给荣臻，希望他改变指示。我说：“这个指示已经同各团长说过了，他们都认为不能下达，而且事实上也作不到，官兵现在都在火线上，如何能去收枪呢?”荣臻仍然坚持说：“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我问他王以哲是否在他那里，他说：曾来过，已经回旅部去了(王在回旅部途中被阻折回)。我觉得荣臻难以理喻，就挂上电话，命令各单位仍按原定计划准备迎击敌军。
到了11点钟左右，北大营四面枪炮声更密，有如稀粥开锅一样。这时荣臻又来电话问情况，我向荣臻报告说，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紧急，把枪放进库内办不到，并向他建议是否可将驻洮南的常旅(第二十旅)调来。他仍说不准抵抗，并且说，调常旅已经来不及了，指示我们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移动。
深夜2时许，敌军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结集待命。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3点多钟，伤亡颇多(事后调查，计伤亡中校以下官兵290余人)，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分军官盲目执行荣臻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硬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免于被日寇俘虏。
北大营打了一夜，王以哲始终未回军中，也未来电话指示部队如何抗击敌人的进攻，及至我率部队脱出重围抵达东陵附近时，始遇我旅军械官方贵传达他的命令说：“旅长让我告诉参谋长，将枪搜集到一起放在东山嘴子库房内。”我说：“敌人还在后边追着，那怎么能成呢?”我没有执行王以哲的收枪命令。
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七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地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这说明了广大的东北军的军官和士兵是爱国的。但是有一部分团以上军官由于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战斗意志却是消沉的。虽然事前已规定官兵不准归宿，但旅长王以哲经常不在军中，日军进攻北大营了还不回旅指挥；团长张士贤当晚也回家未归；另一个团长王铁汉炮响起来了才临时赶回军中，因而指挥不灵，使部队的战斗威力不能很好地发挥，不得不在日寇的猛烈进攻下狼狈撤退。
同时，驻在北大营的军事单位很多，而事前又缺乏联系和统一应变的措施，战事发作后又没有统一的指挥，大家都争着及早脱出危险，以至由于有些单位撤退过早，反而暴露了部队突围的企图，使敌人的攻势愈益猛烈。及至营垣内发生巷战，还有很多部队被敌人牵制着不能脱离战场，最后陷于狼狈逃命状态，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
我军撤退经过
19日清晨5点多钟，我军撤退到东山嘴子，稍加整顿。6点多钟，发现敌军骑兵来袭，当即决定向山城镇转移，因山城镇地形复杂，且驻有于芷山部，同时也便于解决补给和冬服问题。出发后，约10点多钟，因有敌机3架空袭，决定就地隐蔽休息，俟天黑后行动。我军在敌军空、骑、步联合部队的追击下，3日后方始到达山城镇。
当我见到于芷山，把敌军攻击北大营的经过和我军转移到山城镇的原因告诉他时，想不到他竟然要求我们离开山城镇。他说：“你们的给养和冬服问题我可以帮助解决，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们得离开此地，免得我们遭到日机轰炸。”我见他心地如此卑劣(此人以后投降日寇，作了伪满大汉奸)，感到非常气愤，对他说：“日本人还能分于芷山、王以哲两旅不同吗?”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他见我的态度很坚决，就要求王以哲来面谈。恰巧这时听说王以哲已到草市车站，正在打听我的下落，我随即派人把他请来。王以哲来后，我向他说明情况，认为不能接受于芷山的条件。他说，这里不能久呆，能得到给养就算了。
我随即同王以哲研究此后的行动问题，决定第一步先到锦州候命。王以哲说，为了解决补给问题和请示机宜，他要换上便服先走，部队交给我负责率领。当时我不赞成去锦州，因为我认为短期内可能反攻，走了容易回来难，主张留下打游击，以策应反攻，但王以哲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械弹给养无法补充。
部队到达锦州后，王以哲已先到。他见到我，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对我说：“当时如果听我的话(指把枪放在库里)就坏了，我这个旅长是你给我的，谢谢你。”
不久我们部队即离开了东北，开进了山海关，进驻清河镇大楼休整。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