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前的北大营
“九·一八”当时，我正在北大营，担任军士队队长。北大营是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的驻地，环境优美，我们在这里学习、操练，颇有故居之感。
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是东北军中的王牌，军纪森严。每逢节日阅兵，或欢迎中外来宾，都以该旅为仪仗队。此外该旅有自办的小型兵工厂；还有织线袜子，制牙粉、雪花膏等手工作坊。各营、连还饲养畜禽，在营垣空闲区种植蔬菜。不仅自给，还能以大部分供应市场。所以当时被誉为东北军中能“移兵于工”、“移兵于农”的最典型的军队。
整个营垣成正方形，每边长约2000多公尺，四周的上围子有2公尺高，夏季长满蒿草，上边可并行两人。土围子两侧有约1公尺深、3公尺宽的干壕沟。围墙每边中间各有一个卡子门，设有岗哨。南卡子门有卫兵室，经常有一个排的兵力，昼夜分班站岗、巡逻。门外有相对的两个岗亭。
北大营南距沈阳城约10华里，东距东大营约20华里，西距南满铁路(即现在中长路)约300公尺，距文官屯车站稍南的柳条湖村不足500公尺。南北卡子门外各有家属住宅区及营市街，有饭馆、杂货铺、理发店，定期有集市。
营内中间是大操场，为各团、队每日操练的场所。北面一列营房中间是旅司令部，东侧是旅直属连队，西侧是六二一团(该团有一个营驻东陵)，东面4座营房，六二〇团占3座，东南角一座由军士队占用。在东围墙外有同样的4座营房是六一九团占3座，东南角一座由步兵研究班占用。
旅部后面的一列营舍是；兵工厂(修械所)、仓库、马厩、草垛、厕所。东西营房外面到围墙边除厕所外，都是菜地。大操场边缘和营舍前有“马蹄形”的林荫路，古木参天，枝繁叶茂，路宽约3公尺，可畅行4路纵队，唯有南卡子门通旅部门前的大路，因为有影壁墙，没有栽树。
旅的编制：是步兵三团制；旅直属有骑兵连、重迫击炮连、通信连、特务连。团直属重机关枪连，有马克沁式重机关枪12挺；轻迫击炮连有8．2口径轻迫击炮6门；平射炮连有3．7口径平射炮4门。各连有捷克式机关枪12挺。
每营有4个步兵连。每连有：捷克式轻机关枪12挺、捷克式步枪120支、掷弹筒2支、榴弹枪每班1支。
全连实有官兵约150名左右，分3个排，每排4班。每班士兵10至12名。(按编制全连官士兵夫应为227人)，每班有中士班长1人，下士副班长1人，上等兵2人，一等兵4人，二等兵8名。
全旅军官除一部分出身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外，大部是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也有少数是教导队毕业的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
士兵经过长期教育，一般都有初小文化，个别人可达中学程度。除假日，每天都在营内勤奋学习、操练、劳动。在旅部设有军官讲堂；各团设有军士讲堂，每周至少讲三次课。因之全旅官兵的素质优良，战斗力强，堪称是东北军中的一支劲旅。
旅的主要军官及其出身：
中将旅长王以哲，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省)人，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军事学识渊博，富有韬略，治军严肃有方，爱部下如子弟。是张学良将军的得力助手。
少将旅附兼六二一团团长何立中，辽宁人，与旅长王以哲是同期同学，后任百十师师长。
上校参谋长赵镇藩，黑龙江人，东北讲武堂四期、陆军大学七期毕业。后任军参谋长、师长、副军长，解放战争中起义。
第六一九团上校团长张士贤，辽宁人，东北讲武堂四期毕业。(“九·一八”后不知去向)。
第六二〇团上校团长王铁汉，辽宁人，东北讲武堂四期、陆大特别班毕业。后任军参谋长、师长、军长，东北光复后国民党统治时期，曾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解放前夕去台湾。
第六二一团团长由旅附何立中兼，中校团附王志军负责(东北讲武堂五期毕业)。
二、日军在霍霍磨刀
日军在满铁沿线，平时由“满铁守备队”负责警卫，总兵力约一个联队(团)，在沿线大小车站，驻有中队(连)、分队(排)、小队(班)不等，另有铁甲车昼夜不时来往逡巡，租界地由日本的宪兵、警察维持。日本警察出张所遍布全区，沈阳城内凡有日侨居住的地方，都设有巡逻箱，随时由日本警察巡逻启箱盖章。
1931年夏，驻沈阳日军以互访、参观、学习、会餐、联欢为名(经总部批准我方是上尉以上的军官，日方是少佐以上军官)，先来北大营内巡视，口头上表示“亲善”，实际是对军管禁区，进行公开的侦察，对营房的布置、周围地形，都进行详细的了解。但我们去日本兵营回访时，只能参观外貌，余都高悬“禁入”二字。从此以后，日军竟得寸进尺，常常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三五成群借“参观”名义，强行要求到北大营来胡闹。全旅官兵无不气愤。更使人痛心的是日军已在蠢蠢欲动，蒋介石除在8月16日以“铣电”指示张学良不要抵抗外，又在9月11日直接通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旅长王以哲为了遵守上级的命令，多次教育军官要遵守命令，不要闹事。就这样第七旅的官兵只好忍气吞声。但是全体官兵在思想上，都有一种压抑不平、愤懑不舒的情绪，并预感到：日军包藏祸心，居心叵测，迟早必将要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日军步步紧逼，我旅官兵处处容忍退让，旅长鉴于日军蠢蠢欲动，报请总部批准，于9月12日召集团、营长商讨决定：在13至15日夜间，连续三夜向东山嘴子东大营大操场作转移演习。目的是一旦日军进犯，以便有秩序地退走，不致临阵措手不及；同时也是为了暂避其锋，等待外交上的解决。
三、北大营惨遭夜袭
1931年1月，我由沈阳东北陆军高等军学研究班第二期毕业，被旅长王以哲指名调到北大营任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司令部的少校参谋，并在东北陆军步兵研究班讲战术课。该班毕业后又在全旅军官讲堂校官组，讲现地战术演习课。7月派任本旅军士队队长，该队由全旅有文化的上等兵约200多人组成；另有东北保安总司令部考取的军医、军需、训练班的学生约200多人，实行6个月的“入伍生教育”。共编4个中队(连)，军士均携带武器、弹药。由步兵研究班毕业的本旅军官中，选任中队长、中队附。一切准备就绪，并请准定于9月19日上午9时举行开学典礼，请柬业已发出。不料9月18日夜，发生了日军公然大举袭击北大营的突然事件。
9月18日深夜，日军在北大营西北侧的柳条湖村东的南满铁路线的铁轨上进行爆炸，制造假证据，作为日军进袭北大营的借口。
“九·一八”之夜，我正在北大营，当夜22点20分，从北大营营房西边，传来一声霹雷似的巨响，震醒了正在甜睡的第七旅官兵。接着从铁路附近射来了机枪步枪的子弹，并有炮弹连续轰击，有一发炮弹正击中我住宿营房的屋顶。将我由床上震到地下。在灰尘迷漫中，我连忙爬起来，摸着衣服披上，拿起手枪将要出屋门，又一声巨响，一发炮弹落在我外屋会议室的西北角，烟尘弥漫，全部屋顶势将倒塌下来。我急忙卧倒，稍停，当我带着轻伤跑出屋外时，听清枪声是从西围墙传来。这时几个中队长和两个组长来报告说：“日军已进占了西围墙，正向六二一团及步兵研究班的营房袭击。”当时我一面派人去旅部请示(电话已叫不通)。一面指示各中队在营房东面紧急集合，同时派出中队附率两名带枪的学兵，去西围墙侦察情况。这时枪声更加猛烈，北院六二〇团传令兵跑来说：“旅部赵参谋长通知：军士队的官兵一律不准轻举妄动，更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最好仍然躺在床上不动，枪库不要打开”等等。当时我真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得坐着挨打呢?正踌躇中，派出的中队附派人来报：“日军已越过西围墙，冲进六二一团及该团三营的营房了。”我侧耳一听果然枪声已向这边扩展，火力更为密集。可是我方仍无动静。情况变得模糊。于是我再次派人向旅部请示；另派军士继续侦察，随时来报；同时命令各中队按顺序用低姿势跑步到营房外东侧的壕沟内潜伏，并派哨兵在沟沿警戒。我乘机到炸塌的屋子里，利用颓垣为掩体，观察一下敌我情况。这时，旅部后面骑兵连的草垛，中弹起火，在火光映照下，隐约可见西营房前，有人影窜动，随着一阵爆豆似的枪声，有人应声倒地，有人还在拚命地奔逃。很显然这是日军在追杀我方士兵。我还听到北院的六二〇团喊口令的声音，可能已集合隐蔽待命。西营房却寂然无声。后因草垛火熄，日军进来多少，一时判断不清。但可以肯定的：这是日军有计划的行动，是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但是旅部为什么还不立即按照演习所预定的路线撤退呢?是否西营房的六二一团，是由于敌人火力封锁，撤不出来了呢?这时沟沿的警戒兵向学兵讲述他在火光下亲眼看见日军枪杀西营房士兵的惨状，大家怒火中烧，在壕沟里潜伏的学兵们，装弹入膛，准备还击。恰在此时去旅部请示的军士回报说：旅长从城里打来电话，奉总部荣臻参谋长指示：“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学兵们听后，非常愤慨，纷纷提出质问：“咱们就眼看着弟兄们活活被打死吗?”“为什么让日本人这样的欺负我们呢?”问得我哑口无言。这时，派去侦察的军士跑回报告说：“旅部和六二一团的士兵，有少数人已撤出来了，其余大部分仍没有消息和动静。可能被敌人火力封锁，或是被围在林荫路附近，必须赶快用火力支援，不然就有全部被消灭的危险。”他又说：“据撤出来的弟兄们讲：日本兵闯入营房，因为没有遇到还击，见人就杀，有的人原地待命，仍躺着不动，竟被日军活活刺杀在床上。有的人从枪库取枪冲出营房，但仍不敢擅自还击，被日本兵追着开枪杀死。”学兵们听到这种情况又都喊嚷起来：“中队长!我们难道不是人吗?咱们跟日本兵拚了吧!”“这简直是欺人太甚!我们也有枪，怕什么?”第一、二两中队学兵因手里有枪，又有实战经验，坚决要求还击，第三、四两中队虽是徒手的新兵，但听见这种情形，也按捺不住忿怒，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我和各中队军官们，虽然心情和学兵们一样，但迫于命令，只得硬着头皮，仍以压抑的口吻喊道：“大家镇静，做好准备，听候新的指示。”这时枪声越来越猛烈。很明显是敌人又向前推进了。
不久，在旅部和六二一团附近的林荫路上，突然响起了还击的枪声，虽然稀稀落落，但在我们听起来，却是那样的清脆、有力，而且也越来越激烈了。我们初步估计，可能是被迫处于绝境的官兵，出于忿怒不得已向日军开火了。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我们这方面的火力支援，林荫路附近的微弱的抵抗火力，是不会奏效和持久的，也是难于脱身的。情况不容再拖延了，这时第一、二两中队学兵和大部分军官纷纷要求还击，我也在考虑，是否先干一下?把友军救出来再说，反正他们已经先打起来了。刚要下达还击命令，突然旅部的王副官跑来，口头传达总部和旅长转达的张学良副司令受蒋介石的命令：“对日军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因为这是最高级的命令，人们听后都寂然无声了。而全队官兵的惊讶……怀疑……忿怒，是可想而知的。良久，一个学兵说：“现在不是缴械和占我们营房的问题，而是日军想安把找们全都打死。”另一个学兵说：“看情况我们这里还能跑得出去，可是旅部和六二〇、六二一团怎么办?难道扔下他们不管?任凭日本兵宰杀吗?”又一个学兵说：“现在就是想走，恐怕只能走出一小部分了。”的确，这些人说的都是实际情况，我们只有马上逃跑的一条路了。不然会全部被敌人消灭的。但我们是军人，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于是我派一个中队长和一个中队附到旅部，向赵参谋长请示，一面令各队按四——一队的顺序，以低姿势撤到营房后面隐蔽，暂避敌人的火力；由第一中队留一个分队担任掩护。当学兵跑步撤退时，日军的机、步枪突然扫射过来，几个没经验的徒手学兵，因姿势稍高，竟中弹负伤，被人搀着撤下来。在后面掩护的分队，一看这种情况，眼睛都红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人干脆不顾一切，向日军还击，但是我们必须执行上级命令，这个分队不得已才愤愤不平的退了下来。当我们最后转到房后时，先到达的军士向我报告说：“队长!六二一团的一部分也撤退到这里了。”我马上令全队继六二一团一部的后面，按原来的顺序，向东卡子门快速前进。恰好派去旅部的中队长、中队附跑回来报告：“赵参谋长指示：旅长命令以六一九团担任掩护，其他团队按演习计划向东大营大操场转移。”不久，就听见，也看到：东围墙上卡子门两侧，约有无数支机枪、步枪，叶出忿怒的火舌，向着逼近的日本兵猛烈还击，而日军方面的枪声，很明显地稀疏下来，他们的攻势遭到了压制。大家都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当军士队到达东卡子门时，发现六二一团、六二〇团，绕过六二〇团院内，也撤到这里。有的军官一人背几支枪，有的搀扶着伤员，衣履不整，队形混乱，我率领军士队立即跟了上去。当我们走出很远时，六一九团掩护的枪声，仍在时断时续地响着。我打听六二〇团的预备队，才知道旅部和直属连队已先行撤出，正在前方领着我们这支溃兵急急向东走去。我看一下怀表，恰是半夜的12点半钟。
由于六一九团的掩护撤退，日军不敢追击。但敌人炮弹却在空中呼啸着，向山嘴子东大营继续轰击。
四、第七旅怀恨东下
“九·一八”事变，北大营第七旅奉命“不准抵抗”，幸赖下级官兵的自觉防卫，和向东大营转移，才减少了损失。但是被日军惨杀在北大营内的官兵已无法统计，而最感痛苦的是负伤的官兵，伤口包扎本来就很潦草，又无药可医，还得拚命的跟上队伍。较重的伤号，虽有人换班抬着，因颠簸震荡，呻吟之声一路不绝。这就引起士兵们的怨恨，边走边骂：“为什么打上门来了，还不准还手?叫我们白白的等死!”有的士兵说：“咱们为什么听蒋介石的呢?得了他什么好处呢?”有人接着说：“这不是蒋介石想借刀消灭咱们东北军吗?”
19日凌晨3时许，全旅官兵到达东大营大操场，各团、队整顿队伍，清点人数、械弹。这时讲武堂第十一期的在校学员及教职员工等，也得到总部转来“不准抵抗”的命令，为了躲避敌炮弹的轰炸，才到这里集合的。随后向东退去，进入一个村子休息。这时发现……不仅讲武堂的大批学员、第七旅部队，还有从沈阳城内逃来的宪兵、警察、卫兵和一部分老百姓，北大营官舍的军官家属混杂在一起。当即由持枪的第一、第二中队，立即组成“纠察队”，由中队附带学兵十几名，配带“东北陆军独立第七旅纠察队”的袖标(临时找来红布写的)，在村内轮流巡视，维持秩序。同时我亲自找到村长、保长，在他们帮助下，全队吃了早饭。
下午，旅长王以哲化装来到旅部，换上军装，他说：“我是今早出城，直奔东大营来的。”于是各团、队长都来相见，并依次汇报。这时我才知道，六二一团因首当其冲，伤亡最重；六二〇团损失较轻，六一九团在掩护及殿后时，敌人没敢尾追，故无伤亡。军士队在转移时，有三名徒手学兵负轻伤，王旅长听完汇报非常凄楚，噙着眼泪当即做出指示：“各个团、队清点人数，彻查枪械、弹药、装备；伤员集中调护。军士队解散，军士各回原连队。入伍生分到各连当兵，你(指我)回参谋处。讲武堂学员愿意在本旅的，留下。分到参谋、副官两处临时差遣”。
散会后，旅长亲自巡视岗哨，探望伤员。就这样，整顿后，休息一宿，翌日继续向东前进，途经……章党、苍石、斗虎屯、草市，向山城镇方向前进，六二一团的一个营和其他部队一部分经东丰县也向山城镇汇合。经旅长和当地驻军东边镇守使于芷山联系，暂驻该地待命。在此期间用无线电台多次与总部连络，呼叫不应。王以哲旅长命令我化装回沈阳。或沿着沈山线寻找总部，指示我接头后速来电，或回来面报。我冒着风险混进沈阳，终于打听到，总部已移往锦州。我连夜赶到锦州，在薛家屯一家粮栈内找到总部参谋处王达科长(讲武堂四期、陆大七期毕业的)。当面汇报了旅的情况和现在驻地。他说：昨晚已与山城镇电台接通，已电告王旅长令你旅绕道来锦集结待命。这样我才一块石头落地，总算不辱使命。
10月上旬，第七旅绕过南满铁路，到黑山县新立屯坐火车经大虎山，到达锦州，休息整顿，10月末，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将军的命令：“即来平北清河镇营房，整训待命。”蒋介石就这样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给日本，三千万东北父老和全国人民莫不齐声唾骂。
五、王以哲噙泪入关
回想日军袭击北大营时，由于第七旅士兵激于义愤，最后被迫还击，才得撤退，保存了实力。日军也承认“经过激战”的事实。以致后来蒋介石也不敢公然撤销第七旅番号，这也是第七旅用血换来的。
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后都有了新的认识。以王以哲来说，他当时是噙着眼泪入关的。开始时，他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命令。向来很少发表自己的见解。可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使他也在思考问题。当我们从锦州向关内清河镇转移时，在火车上，我们都在他的车厢里闲聊天，谈起北大营时，他以极其沉痛的表情双目噙泪说：“如果‘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夜里，我们不理蒋介石的命令，全旅团结一心，坚决抵抗，那么事情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敌人侵略的野心必然遭到遏止，他的阴谋诡计，就会彻底被揭穿。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成了千古罪人，这也是有口难辩的呀!古语不是有句名言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的内心非常凄楚、痛苦!这一段谈话使我没齿难忘，至今记忆犹新。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思想转变，终于在5年后，即1936年，在许名事实的教训下，在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下，他成为第一个与共产党接触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在4月9日同张学良将军到达延安，在天主教堂内，秘密会见了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商讨联合团结的大计。为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共同抗日奠定了基础。在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授予王以哲“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不负他立功自赎，救亡图存的初衷。也充分证明他为中国抗日斗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