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佛寺造像在隋代基础上发展更加迅速，特别在初唐和盛唐，建寺造像的规模和技艺都是空前的。
唐高祖李渊在公元581年，即开国元年，在长安建慈悲寺，并造与皇太后等身的木雕旃檀佛二躯供于寺内。此后，历代皇帝都纷纷建寺造佛，并举办各种法会表示庆贺。如贞观四年(630年)胜光寺丈六释迦绣像竣工举行千僧斋法会；开元廿六年(738年)，石壁寺弥勒铁像铸成大斋会等。
唐代皇亲国戚的建寺之风也历朝不断，在长安城内就有敬爱寺、宝庆寺、安国寺、开元寺、罔极寺、千福寺、云栖寺等；著名的佛像有大兴善寺优填旃檀像、安国寺当阳弥勒、光明寺鬼子母及义惠太子石雕像等。其他如菩提寺、静城寺、招福寺、资圣寺、楚国寺各有著名的佛像。武周如意六年(692年)，武则天还把嵩山少林寺的两躯神王像迎入宫中改制成2尊夹苎像供奉。长安宝庆寺的佛像至今还有一部分遗落在日本，其中包括有开元十二年(724年)的杨思勖造倚佛和坐佛、冯凤翼造坐佛、高延贵造释迦、李承嗣造弥勒、沙门德惑造十二面观音等。
唐代由皇帝下诏各地方建寺造佛是继承隋代的做法。如唐代天宝年间诏诸州于各城西北造毗沙门天王像，大历七年(772年)诏全国建文殊院、造文殊像，武则天诏造大云寺及弥勒像等。近代出土的河北曲阳修德寺遗址、河南大海寺遗址、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四川邛崃龙兴寺遗址及福建漳州南山寺等都有一批精美的石刻造像。
1．大海寺的石刻佛像
从1976年出土的大海寺石刻佛像来分析，这座位于河南省荣阳县的唐代佛寺，当年殿字辉煌、佛像庄严。出土的唐代石刻佛像共18件，由于可能受到过唐会昌年间唐武宗灭佛之灾，因此有的虽然头断肢残，但仍可想见这批佛像当年精美的风采。
大海寺的石刻佛像大都大于真人，均为单件，有的还饰有金漆。其中最精彩的是一件从头到膝高1．71米的十一面观音造像。这尊观音除正面和两侧面外，头顶又有8个面。其中最高的1面是有高肉髻的佛相，其他7面都是菩萨相，正中的主面眉间有白毫，二侧现一凶一善相。观音的胸背之间共有6臂，二手合掌于胸前，二手作说法相，另二手下垂。这件造像是唐代中期印度波罗王朝密宗佛像传入中国后始有的代表作，雕刻精细而富有想像力。
大海寺出土的弥勒菩萨高达2．23米，这是唐代中期武则天时代最崇拜的佛像。弥勒身穿通肩袈裟，头上饰宝缯及宝珠，立于莲花宝座上，造型比例合度、体态自然、衣纹贴身，似有“曹衣出水”之感。
在出土的佛像中还有8躯“S”型的菩萨身躯，共同的特点是腰部扭动强烈，上身裸袒至腹，肌肤质感真实，下身罗裙各不类同。
另有一批菩萨头像残件也在这里出土，多呈曲眉丰颈、脸型姣美，头上不戴宝冠，发髻变化多样，充分反映了唐代佛寺佛像面向现实和民间工匠的精湛技艺。
2．大明宫和敬爱寺的佛像艺术
如果说河南大海寺是属于民间佛寺，而它的佛像雕刻已达到充分完美和熟练地步，那么，长安的皇家佛寺的造像更胜一筹。大明宫和敬爱寺就是长安十几处皇家佛寺中的两座。
大明宫是唐代帝王的宫殿，宫内设有御用佛殿，雕刻佛像的艺匠都是技艺超群的高手，选用的材料也比民间档次高。如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大明宫遗址出土的白石菩萨残躯，雕刻工匠以熟练细腻的手法，表现出柔软的肌肤，轻薄的披巾、贴体的衣裙，从而把一位以唐代宫廷少妇为原型的菩萨丰腴的躯体和婀娜多姿的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富有魅力。
敬爱寺的佛像艺术虽然没有实物可以考证，但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可以了解一斑：“敬爱寺，佛殿内菩提树下‘弥勒菩萨塑’麟德二年(665年)自内出自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弥勒像’为样，巧儿、张寿、宋朝塑，王玄策指挥，李金贴金。东间‘弥勒像’，张智藏塑，即张寿之弟也，陈永承成。西间‘弥勒像’窦弘果塑。以上三处像光及化生等并是刘爽刻。殿中间‘西神’，窦弘果塑。殿中门‘东神’，赵云质塑，今谓之圣神也。此一殿功德，并妙选巧工，各骋奇思，庄严华丽，天才共推。”
从以上这段记载来看，这座皇家佛寺的部分佛像是以王玄策出使印度时摹写的佛像为范本，由中国的高手名匠各自发挥聪明才智，共同协作完成的。由此可见，敬爱寺的佛像艺术特点是“各骋奇思”，似乎并不完全拘泥于印度的“模式”，而是充分发挥了工匠们的自由。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艺术创造精神，唐代的佛像艺术就不同凡响，就会胜于前代，佛像也就有了个性，有了经久不衰的魅力。
5．安国寺的佛像艺术
唐代都城内的安国寺也是皇室佛寺，曾在20世纪50年代从遗址出土了3件精美的汉白石雕刻佛像，现收藏在陕西省博物馆内。
安国寺的石雕佛像保存比较完整，可能是在唐代会昌灭佛时由僧人藏入地窖中才得以幸免浩劫。如10件单身的菩萨和密宗的佛像还贴金画彩，其中2件三头八臂的菩萨高近80厘米，菩萨神情喜悦、体态丰腴，雕刻得相当细腻。
还有一尊最值得赞赏的是被称为“持莲蕾观音”。这件汉白石圆雕通高73厘米，菩萨头戴宝冠，胸饰璎珞，手持莲蕾，安详地端坐于莲台上。雕刻家充分表现了造像的丰满和优美。如面部及手部丰满的肌肉、优美的形态、满溢圆润的脸型，无论从哪一角度观赏，菩萨总是和蔼可亲、美丽温柔、姿态文静、肌肤光润。而且还不仅仅是丰美，丰满中有玲珑、有剔透，微倾的颈项、缠绕着的轻纱，既庄严慈祥，又雍容华贵。这件作品各部比例适度，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佛像与佛座整体配置的造型稳重大方、富丽优雅。这件作品可能是以唐代真人为范本的杰出作品，实为一件上乘的工艺作品。
如果说上述的这件持莲蕾观音是唐代宫廷少女的写照的话，那么安国寺遗址出土的另一件菩萨头像则是宫廷贵妇的代表，是属“环肥”式的典型。且看她面如满月，嘴小唇丰，发髻高耸，珠翠点缀，无不显示出宫廷生活的优裕和富贵。
4．南禅寺和佛光寺塑像艺术
在我国幸存的唐代佛寺泥塑造像中，以山西省五台山东冶镇的南禅寺和豆村的佛光寺为最著名。
南禅寺及佛像艺术建造于会昌灭佛劫难之前的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由于地处偏僻的山西山区，故幸免劫难。在1953年发现后得到政府的妥善保护。它不似近现代的佛寺，拂像分殿堂供奉，而将以释迦牟尼为中心的文殊骑狮，普贤骑象及弟子、天王、供养人共17躯，布置在长8．4米、宽6．3米、高0．7米的佛坛上，组成了形态各异、高低错落、色彩典雅、气氛庄严的群体。
南禅寺的泥塑群体佛、菩萨、天王及弟子们的身体比例适度，衣纹和谐流畅，姿态亲切自然，与敦煌石窟的唐代彩塑如出一辙。可见，同一历史年代的艺术凤韵是基本一致的。
在这批群塑中，最高大的是骑象普贤和乘狮文殊，高达3米，体态丰满，雍容华贵，最引人注目。二位站立的天王高达2．8米，超出了其他菩萨们的高度将近1倍，显得威猛雄壮，而西侧的一位显得敦厚，东侧的一位则个性威烈。其他和各位胁侍菩萨及迦叶、阿难等都是一群唐代的善男信女，除了释迦、文殊、普贤三尊肉体部分装金外，其他几尊全部彩绘装饰。因此，更显色彩绚丽优雅，肤色端丽如生。
南禅寺的彩塑可能完全出于当时的民间无名工匠。因此，更能想见当时的佛像塑造技艺的熟练和精湛。
佛光寺是唐武宗会昌灭佛后在废墟上由源诚和尚在公元847年重建的。东大殿的唐代塑像则是女弟子宁公遇在公元857年施造的。佛像的布局与南禅寺相仿，都安置在同一佛坛上，但阵容比南禅寺要大一倍，主要有释迦牟尼、弥勒、阿弥陀佛、普贤、文殊5位坐像，面部都为贴金，其余有普贤乘象、文殊骑狮、观音跨吼(形如狮子)的“三大仕”。有护法天王、力士二对，有阿难迦叶和手捧果品的供养菩萨。另外还有2位则是“神”外的人，一位是年约40余岁的唐代富家女主人，面貌丰满、神情虔诚，袖手趺坐，形体略小于坛上的佛和菩萨，这就是出资塑造佛像的功德主——宁公遇，另一位坐着的是佛光寺的重建者——源诚和尚。
5．其他佛寺造像
隋唐时代是中国佛寺造像的隆兴时代，但由于唐武宗和后周世宗(955－958年在位)毁寺灭佛，而佛寺造像大都地处闹市，因此首当其冲，至今所剩无几。除以上重点介绍以外，在西安、四川、河北、山西等地也有出土和保存。现简介如下：
作为隋、唐二代国都的长安(今西安)，除前面所介绍的大明宫、敬爱寺、安国寺佛像艺术外，还曾出土过作于公元677年武则天时光宅寺浮雕石刻菩萨，共30余方，每方约1米，包括了释迦牟尼及弥勒、十一面观音等，但可惜在清代已流失国外。在西安兰田孟村出土的隋末唐初雕造的“白石雕杨枝宝瓶观音”，与安国寺的持莲蕾观音有相似之处，但高仅44厘米，更显得精巧细腻，估计这件原应是唐代宫廷佛寺佛像，由帝王赐给当地寺庙。此外，西安的宝庆寺、兴庆宫遗址和近年发现的法门寺地宫，都有精美的唐代佛寺石雕造像和金银佛象。
河北省曲阳修德寺遗址出土的唐代显庆年间(656－661年)的佛像，身躯丰满挺秀，已摆脱了我国传统造像以线为主的造型手法。此外，河北省邯郸肥乡县出土的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的玉石菩萨，也富有现实写实特征。
四川的唐代佛寺造像的出土，还是以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佛象为代表，在这个遗址出土的南朝至唐代石雕佛像200多件，其中有唐代纪年的8件，四川邛崃市龙兴寺遗址上也曾出土有菩萨、天王、供养人等石雕，以上都可能遭受过唐代会昌灭佛的浩劫。
唐代的佛寺泥塑造像除山西五台南禅和佛光寺以外，山西晋城古青莲寺大殿还保留释迦牟尼、文殊、普贤、二弟子及二供养菩萨共7身。
除以上的中原佛寺造像以外，福建漳州南山寺还有唐代时用天然山石雕成的5米高阿弥陀佛。在我国大西北的新疆唐代佛寺造像，原来应该是很丰富的，但由于历经伊斯兰教的毁弃和帝国主义的劫掠，在现存唐代佛寺遗址上基本没有发现完整的造像，但从残存的泥塑造像和壁画上不难看出，这时的新疆佛寺造像已受大唐文化的影响，造像也带有明显的唐代中原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