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佛寺和石窟的兴建，佛教信徒的骤增，佛教法会和行佛的兴盛，除大型的固定造像以外，各类小巧而易于搬移的佛像应运而生。中小型的金、铜、石、木、漆、绣及陶瓷佛像等，不仅在佛寺和石窟中作供奉礼拜，有的还逐渐进入家庭的佛堂。
金、铜、石、木佛像虽然源于印度，但中国很早就有自己的优秀传统工艺。从西域和印度的移植增加了新题材和新形式的创作内容。目前，传世的这方面中、小佛像也最丰富，但漆和绣的佛像传世作品极少。漆和绣的佛像是印度所没有的，这类由中国艺术家和民间艺人所创造的佛像艺术，就更显得珍贵。在敦煌莫高窟的第125～126号窟发现有一件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年)的刺绣，绣有站于莲座上的佛像、礼佛的僧人和供养人。从绣着汉式服装的佛像、忍冬花和莲花图形来看，这是一件用中国的刺绣工艺表现具有印度文化特征的作品。
1．北朝的金铜佛像
金铜佛像是指铜质、金质或铜质涂金或鎏金佛像。武昌莲溪寺彭卢墓出土的三国吴永安五年(262年)的金铜立佛，可能是印度金铜佛像移植到中国的最早尝试。从这件作品粗朴的造型和阴线刻划五官的技艺来看，还带有汉画像石的传统作法，在这座墓中出土的还有带白毫的陶俑也可说明当时是对佛像——这一外来形式的探索阶段。类似这样的尝试性作品，从湖南长沙西晋墓和浙江、江苏出土的西晋青瓷魂瓶的装饰中也可见到。当时的中、小工艺佛像制作虽显粗些，但肉髻、白毫、深目、高鼻、袈裟等佛的特征都明显可见。公元4－6世纪的十六国和南北朝后，金、铜佛像的制作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如后赵建武四年(338年)的金铜佛像，高40厘米，脸型为汉人，结跏趺坐，禅定印，双手置于胸前，身披广袖而圆领的通肩大衣，柳眉杏眼，非男非女，这可能是我国最早有确切纪年的金铜佛像，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
不难看出，上述的这批金铜佛像，大多出于民间工匠之手艺。虽融入了工匠本人较多的传统创作习惯，但对佛的确切形象还缺乏规律性的认识。类似这样的金铜佛像，是藏于日本的中国陕西三原出土的南北朝前期的金铜佛像，佛像留有二撇八字胡，脚穿草鞋立于莲座上。
再如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公元429年我国北朝前期制作的金铜佛像，面部鼻梁长而直，佛座左右各刻一狮子，这是件较多地吸收了印度形式的作品，可能是有具体仿制母本的。
从公元6世纪起，北朝的金铜佛像与石窟佛像一样，造像也向秀骨清像的南朝风格发展。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北魏延昌三年(514年)鎏金观世音，高24厘米，立于莲花宝座。菩萨高髻宝冠，身着长裙，形体修长，如果没有刻上“造观世音像一躯”铭文，则难以辨认这是观世音菩萨，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金铜观世音造像。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观音铜像是北魏神龟元年(518年)作品，高18．8厘米，出现的是一位南朝士大夫的神态。
与上海的这件铜观音同年铸造的，现藏于日本大阪藤田美术馆的金铜交脚弥勒，整体造型瘦长，头戴高冠，神态谦和，是又一件北朝中期的典型作品。
到了北朝晚期和北齐，金铜佛像与石窟佛像一样向颐丰面圆风格过渡，逐步完成中国化的融合、改造和创新过程。
2．北朝石雕佛像
石窟佛像虽然也是石雕，但与山体联在一起，具有相对的固定性。这里所指的是指一般中、小型的便于搬动的单体或组合的石制佛像。我国各地均有不少这类佛像艺术出土。它的主要表现形式可分为单体造像，造像碑，造像塔和线刻佛像。现分别简述如下：
单体造像。制作单体的石雕造像比开窟造像容易操作。因此，留存于世的我国北朝单体石刻造像一般都具有制作细腻的特点。如陕西省博物馆和山西省博物馆就有不少这类藏品。
公元534年后，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此后又以北齐、北周两代继之，石刻佛像的风格为之一变。如体型拉长，面目清瘦等，如河北曲阳出土的东魏石刻佛像40余件，都似河南龙门的北魏晚期风格，脸与身材趋向秀长。其中作于东魏开平四年(537年)的释迦牟尼造像就是如此。曲阳出土的北齐石刻佛像约101件，雕刻件件精美、细腻。如天统四年(568年)作的思维佛，面相端庄、头戴宝冠、身长腰细，似沉浸在专注的沉思之中。这一现象已表现出我国佛像艺术从容受、变革到鼎盛的显著趋势。
造像碑。造像碑是中国佛像艺术的独特创造，它是以佛像为主体，并以石制为主的碑，一般刻有造像人(功德主)的姓名、籍贯、造像愿望及造像供养年代，不仅易于搬动，且是我国佛像艺术中最有确切年代纪载的佛像艺术品，多安置于寺庙、佛堂等地。据记载，南朝梁武帝曾遣使到印度摹刻佛像于碑上，供养于庙堂。
北朝的石刻造像碑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为四面雕有佛像的千佛碑，如四川新都宝光寺珍藏的刻于公元540年的千佛碑，高75厘米，宽65厘米，厚14厘米，四面刻的佛像有1000尊；另一种是前后双面都刻有佛像和文字；第三种是仅一面刻佛像和文字，如甘肃酒泉文殊山石窟寺十六国北凉承玄二年(429年)作的造像碑，高41公分，上层雕佛像，下层刻文字；陕西耀县收藏的北魏始光二年的造像碑(424年)，主要采用线刻，很接近汉代墓道石刻画。
造像塔。这也是中国佛像艺术中较有特色的佛像艺术品，是一种刻有佛像的小型的石塔，有四方、六角、八面或圆柱形。敦煌博物馆存有数件的北朝早期造像塔，其中有一件北凉(396－460年)的造像塔，高约40厘米，直径约12厘米，六角形，层层刻有佛像及文字，制作十分精巧。再如另一件10×10×10厘米的北魏造像塔残件，刻的最小佛像仅2厘米高，头部大如绿豆，但五官端正分明，一丝不苟，令人叹为观止。
据传，造像塔起源于古印度阿育王造八万四千佛塔，传到中国后不仅造大型的佛塔，而且也刻小型的造像塔。我国五代时的浙江钱镠据传曾建造八万四千佛塔，也属造像塔之列。
线刻佛像。这是用中国传统的线来造型的艺术品。我国的线刻佛像也受到印度和西域带到中国的线画佛像的影响，但它与我国秦汉的优秀传统线描石刻相结合后，创造了既别于印度线刻佛像又有别于秦汉画像石的新形式。其中最普遍的是碑状的线刻佛像，但它却不同于造像碑有明显的功德主，这是由中国传统的画像石发展而来的。如刻于北魏正光五年(524年)的《弥勒说法图》，高38厘米，宽52厘米，佛与弟子和信徒们比例修长，阴刻线纹挺秀，构图完美。我国的线刻佛像从此以后历代沿传直到如今。
3．北朝的木雕佛像
中国的木雕佛像源于印度的旃檀木佛像。旃檀木是一种产于印度的热带植物，带有香气。因比较容易携带，故在我国南北朝期间由印度或中国高僧传入不少，但由于木质不易久藏，故至今尚未发现唐代之前的旃檀木佛像的遗存实物。
印度旃檀佛像与佛经同时传入中国后，我国的民间艺人多有仿制，《洛阳伽蓝记》中曾记载有这种佛像。印度高僧鸠摩罗什(344－413年)的父亲鸠摩罗睒曾持有《优填王雕旃檀像》。据传，这是古印度优填王于释迦牟尼在世时雕刻的。我国南北朝前的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到长安，带来这种形式的佛像(也有认为是画像，不是木雕像)，并为我国艺匠广为仿制，使之真伪难分。如隋代扬州长乐寺所藏的称为“龙光瑞像”。又据传，在北宋时，此曾称为“龙光瑞像”的原件于雍熙二年(985年)供奉于长安西化门启圣禅院，当时日本高僧奝然仿刻并将仿制件带往日本。又据传，元代(1316年)时，此像曾供奉于北京大圣万安寺，至今尚存于日本清凉寺。北京宏仁寺也曾供奉有旃檀释迦牟尼像，但在20世纪初八国联军进京时，落入帝俄手中，至今下落不明。
总之，魏、晋南北朝的我国各种形式的中、小型工艺美术佛像，是在原有优秀传统遗产基础上接受来自印度和西域的新题材、新形式，在这个时期是先接受，再消化，到了公元6世纪晚期，造像风格由印度式样向中国式样转变，还逐渐形成了隋唐的时代风貌。
4．南朝的中、小型造像
魏、晋南北朝时的我国江南，开凿石窟比北方要少，由于气候特点，泥塑也不多。因此，中、小型的工艺美术造像中以金铜佛像和漆像、木雕像为主。据史载，东晋时的著名艺匠戴逵(约325－395年)及其子戴顺是善于制作夹苎佛像的，这种技艺是我国的首创。戴氏父子又善于用木雕和金属铸佛像，他曾铸无量佛积三年之功。东晋的画家顾恺之善画佛像，并以传神著名。他与著名的画家陆探微开创了“秀骨清像”风格，在他们笔下的佛像，面相瘦削，体态修长清瘦，宽衣博袖，体态飘逸，不仅符合南方士大夫的审美观，而且也被北方的士大夫所崇尚。北魏王朝的“汉化”，就是学南朝的这一套风习特征的。而在南朝的造像，包括戴逵父子的造像，也就是这种格调。由于南方气候潮热的缘故，地上地下的遗存极少，目前传世的主要是石制单身像和造像碑。
如南朝宋元嘉十四年(437年)韩谦造像，元嘉二十八年的刘国造像，佛的额部高宽、略作方形，脸下部呈瓜子状，眉目清秀，比例匀称，宽衣大袖，风格优雅；四川茂县出土的南齐永明元年(483年)的石刻无量寿佛坐像，高肉髻，着南朝士大夫服装，也是典型的当时南朝造像风格。
到了梁代(502－557年)，造像风格逐渐向肥胖丰圆型发展。据称，属梁代的著名画家张僧繇的“张家样”，不仅为南朝当时所崇尚，也影响北齐和北方造像风格的转变。到了唐代，这种“张家样”被进一步发挥和提高，终于形成了鼎盛一代的盛唐之风。
现存传世的梁代造像以四川成都万佛寺旧址出土的造像为多。其中作于公元522年、523年释迦牟尼像和作于公元548年的观音立像等。如果从观音造像来看，头戴宝冠，面形娟秀而丰圆，整体比例谐调，赤足站于方座上，两旁有小佛8尊，前有2力士，2狮子，形成了一组场景丰富的群体，雕刻技巧和造像构图也比较成熟，外来的印度和西域的部分特征已完全融合在民族化的造像潮流中，并显示了我国佛像艺术繁荣高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