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佛像艺术在魏晋南北朝后期出现了汉化的“秀骨清像”，后又向方正肥圆发展。在隋代，不仅继承了这些风格，还逐步面向现实，汉化的倾向也更为明显。河北曲阳出土的81尊隋代佛像，就反映了这些特点。
唐代佛像艺术的造型，更进一步以现实人物典型为依据。很显然，佛像的这一从出世到入世的进步，是伟大的变革和巨大的飞跃。我国当代著名的艺术大师刘开渠先生说：“隋唐的许多菩萨、供养人，虽然以佛教为题材，但形象的神态自如、肌肤丰润、轻纱透体、备极人性的健康和美丽。”因此，可以这样说，唐代的艺匠既热忱地颂扬了佛国世界的庄丽，又对现实生活的美好加以讴歌，唐代佛像艺术的鼎盛就是建立在这个出发点上的。
但是，一种艺术的发展和衰弱总有多方面的原因。唐代的佛像艺术，最鼎盛繁荣的是唐代的前期。公元8世纪下半期以后，由于安史之乱和武宗灭佛等原因，佛像艺术又遭受到一次打击，但这时的佛像艺术已扎根于中国广阔土地上，根深叶茂，并已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唐代佛像艺术繁荣鼎盛的原因有以下四点：
1．帝王的倡导
唐高祖与佛教有缘，在他当皇帝后下诏在京城建三座佛寺，在诸州(相当于现在地区一级)各设一寺，作为首批官办佛寺。唐太宗李世民，继帝位后立即“度僧立寺”，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为死难将士做功德，从他的时代“贞观之治”到武则天、唐玄宗期间的“开元盛世”，唐代的佛像艺术发展到了高峰。
公元650年，唐高宗李治接替李世民帝位，下诏在各州再设一佛寺，一道观。如麟德三年(666年)下诏各州建开元寺和龙兴寺，作为官办佛寺，著名的洛阳龙门卢舍那大佛也在这期间开凿。
公元670年，当时身为太后的武则天命薛怀义、法明制《大云经》，称武后是“弥勒下凡”，鼓动各地造弥勒佛。该年9月，改唐为周，不久诏令两京(长安、洛阳)及诸州各设大云寺一所，并在宫内设佛事道场，诏令造巨大的白司马坂大铜佛。
唐代的24位帝王除了公元841年继帝位的唐武宗对佛教排斥外，其他帝王都支持和倡导建寺造佛。帝王的推波助澜，对佛像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2．高僧的弘传
从唐代开基到武则天时代，唐代的疆域辽阔，边境安宁，海陆交通畅行，中国、印度和日本高僧的往来十分频繁，佛像艺术的交流、引进、输出空前活跃。如最著名的有玄奘、义净、王玄策等印度取经像；中国鉴真等高僧渡日；日本“入唐八家”等高僧约有几千人到唐朝留学取像；印度的僧人不空和金刚智在唐玄宗时传入密宗佛像，成为中国佛像艺术的又一新兴品种，就是多头多臂、神态多变的佛和菩萨形象。
由于中外高僧的弘传，中国佛像艺术不仅更多地吸收了外来营养，融合丰富了本国佛像艺术，且又传播到包括东北方渤海国、高丽(朝鲜)，西南方吐蕃(西藏)、南诏(云南)及日本、越南等国家，形成了东南亚佛教文化圈。
3．宗派的革新
公元8世纪中期的唐玄宗时期，印度密宗佛像的传入，对中国佛像艺术来说是新品种的增加，但这时期对印度佛像艺术来说却是一个倒退。印度本土佛像艺术的婆罗门神像化，变得怪诞和不可思议，且更远离现实；而在中国的佛教和佛像艺术，在不少得道高僧的倡导下作了更适应中国国情民风的宗派改革，如把外来的大乘、小乘教理结合成一体，产生了中国独特的禅宗、净土宗等。以净土宗为例，由道绰禅师(562－645年)创立，在信徒中宣扬阿弥陀净土，提倡“观像念佛”，只要诚心都可成佛。他到长安光明寺后亲自绘《净土变》300余壁，他的弟子善导大师(613－681年)也以《净土变》绘画向信徒们说教，此后代代相传。中国的佛教宗派和佛像艺术始终立足于面向现实人生，成为庄严国土、利乐人间的文化宝藏。
慧能是中国禅宗的创始人，生于公元638年，76岁圆寂。他不主张像北魏菩提达摩那样坐禅，提倡“顿悟成佛”，人人皆可成佛。于是，创造了许多菩萨和罗汉。
由此可见，唐代佛教宗派的革新既顺应了中国的民族传统，又是促进中国佛像艺术民族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4．经济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中国佛像艺术的发展和鼎盛，不仅与唐代统一稳定的政治相适应，更与唐代的浓厚经济实力相联系。
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前后的“开元盛世”，唐代的户口从380万户增加到891万户。其间，相隔仅百余年。我国著名的诗人杜甫、李白及一大批画家、雕塑家都生活在这个时代。着意反映时代盛世的佛像艺术在“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念推动下，造像圆润饱满，宽妆高髻，菩萨胁侍身躯俊美，天王力士神气昂扬，佛教造像的内在性格与外型的美感，和人间世界对美的追求理想是一致的。
艺术是时代的镜子。我国历史上造大石佛，铸大铜像也都以唐代为最著名。这是因为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发展佛像艺术的支柱，而唐代佛像艺术的精神风貌，也是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