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世纪以后的中原魏晋南北朝，既继承了传统的汉文化，又接受了从西域和海道而来的佛教文化。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石窟寺首先在新疆开凿，然后自西向东延伸，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后，跨江进入江南。据著名的美术史家王子云先生在《中国雕塑史》载，我国的石窟佛像属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有近120余处，其中较重要的有以下近20处：新疆10多处，但雕塑造像损坏严重；敦煌490多窟；甘肃酒泉文殊山12窟；甘肃张掖马蹄寺60余窟；甘肃永靖炳灵寺190多窟；甘肃天水麦积山190多窟；甘肃庆阳寺沟280多窟；宁夏固原须弥山60多窟；山西大同云岗1000多窟；辽宁义县万佛堂26窟；河南洛阳龙门2100余窟；河南巩县250多窟；河南渑池鸿庆寺5窟；河北峰峰响堂山16窟；山西太原天龙山24窟；还有南京栖霞山及浙江新昌造像。
由此可见，我国当时的石窟大都集中在北方，其中尤以山西大同云岗石窟、甘肃敦煌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为最重要。因此，我们将分别对上述主要石窟作概要的研究。
1．云岗石窟的早期佛像
云岗，这两个字在我国的文化史上闪烁着灿烂的光彩。它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从大同市区有公共汽车直达，自西向东在山崖上排列53个大型洞窟，绵延1公里，共有佛龛窟1100余个，造像51000余躯，基本上都是北魏王朝40余年期间雕刻的。
公元459年前后，有一位名叫昙曜的高僧来到北魏都城平城(山西大同)，刚巧碰上文成帝的车队，昙曜和尚的袈裟被马咬住，文成帝认为这是“马识善人”，对昙曜以师待之。此时由于魏文成帝一心想赎回他的先父魏太武帝灭佛的罪孽，而当时昙曜建议在武周山开窟造像作功德正中了他的意愿。公元460年，同昙曜亲自指挥本地和中原的万名工匠，在武周山下展开了这项当时举世无双的伟大工程，这是现在编号为16～20号的“昙曜五窟”。
昙曜五窟主要雕刻5尊4～5层楼高的大石佛。据说是按照“皇帝即如来”的旨意，在印度高僧指导下进行的。把北魏太祖以来的5位帝王形象搬到了山崖上。第16号窟的释迦牟尼佛最年轻，是模拟当时在位的20多岁的文成帝，高13．5米。第17号窟刻了一位立于莲花座上的交脚弥勒，高15．6米，用象征手法表示未即王位“升天”的景穆帝。第18号窟是身着袈裟的释迦牟尼立佛，高15．5米；第19号窟是坐着的释迦牟尼，高16．8米。他们也是北魏两位皇帝的模拟。
第20号窟的佛也模拟一位帝王形象，并以释迦牟尼的形象出现，高13．7米。这就是现在闻名于海内外的露天大佛。这座雄伟庄严的大佛，深目高弊、眼大唇薄、两耳长垂、眉间一颗白毫，具有希腊艺术和犍陀罗佛像痕迹。他穿着右袒通肩的厚重袈裟。手长过膝，肩宽腰细，既有北魏本民族右袒左袵服装特征，又有犍陀罗艺术影响，而从紧密有序隆起的衣纹来看，吸收了印度笈多佛像技艺，是中外艺术结合的典范。佛的锐利目光凝视着前方，嘴角流露出凡人莫测的深邃微笑，充分表现了这位青年男性的力量和内涵，充分表现了佛的智慧、庄严气质和洒脱、飘逸的风度。
万名工匠在武周山下花了5年时间才造就了壮丽无比的昙曜五窟。第20号窟由于辽代(10世纪)山崖崩塌，大佛才有机会坐在光明的世界里，其他几座仍留在洞窟中。但不管如何，这五窟大佛代表了云岗石窟早期佛像艺术的时代和地方特征，也就是民族传统与外来形式融合的特征。我们在云岗石窟的中期，仍可看到外来形式进一步融合吸收的反映。
2．云岗石窟的中期佛像艺术
云岗石窟的中期佛像艺术，是在公元465－493年迁都洛阳之前雕刻的，现在编号为1～2号窟、5～13号窟。
中期石窟佛像最显著的特点是既大量吸收印度佛像艺术形式，又强烈体现本民族风格。这批佛窟雕饰丰富，飞天伎乐及佛教故事满布。如第6号窟被称为“三十三天”，窟内很难找到一块空隙，东、西、南三面壁上满刻33幅佛传故事，把释迦牟尼从“腋下诞生”、“逾城出家”、“成佛升天”等情节表现得十分生动。全图分7层，人物比例准确，技法熟练，看得出这可能是受西域传入粉本或图样的影响，但人物装束和配景则以中国人形象出现，犹有汉画像石的风格。
再如第8号窟二侧的造像，西侧是五头六臂的称为“鸠摩罗天”的天神骑着怪异的神鸟；东侧刻的是三头八臂的“摩醯首罗天”骑神牛，这是印度佛像艺术中特有的形象，在其他中国历代的佛像艺术中也偶有所见。
云岗石窟中期雕成的还有一尊云岗最巨大的释迦牟尼坐像。这尊在第5号窟的佛，高17米，宽15．8米，脚长4．6米，中指长2．3米。他交叉在胸前的双手上面可以同时坐下6个人，他的服饰与昙曜五窟不同，已换上南方士大夫的褒衣博带，显然是魏孝文帝提倡汉化改革的结果。这尊巨佛，令我们赞叹古代的身怀绝技的匠师们鬼斧神工之技艺。无怪乎《魏书·释老志》说云岗“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3．云岗石窟的晚期佛像艺术
云岗石窟的晚期，由于北魏公元493年迁都到洛阳，石窟造像成为尾声，所雕佛像不仅形体显然缩小，且题材千篇一律，基本上都是缺乏推敲的即兴之作，但最突出的一点是佛、菩萨、飞天、伎乐都是从现实生活中取得的典型，富有民间生活的气息。佛像的雕刻技艺也似乎比较成熟。因此，可以说：云岗到此已完成了印度佛像艺术中移植、吸收、融合的全过程。
云岗石窟，除了以佛、菩萨为主的造像外，还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配饰。如有手持排箫、琵琶、鼓笛的伎乐天；有骠悍勇猛的天王力士；有纯真无邪的化生童子；有端庄多姿的胁侍和供养人，有轻柔飘忽的飞天女……还有奇花异卉、珍禽神兽、瑞鸟宝塔、背光火焰等等不胜枚举，令人目不暇接。这些绚丽无比的配饰与奇伟庄严的佛像组成了令人无比神往的人间乐园和天国世界的幻境。
云岗石窟的佛像艺术是我国中原地区继承和发展秦汉传统雕刻艺术，又吸收融合印度佛像艺术的首批大规模工程。如果它与敦煌相比，云岗的5万余尊造像仅仅是在北魏王朝数十年中完成的，而敦煌石窟则是上千年的长期积累，在中国文化史上，敦煌的壁画、彩塑之璀灿，云岗石刻佛像之丰富，可说是同样的伟大。云岗佛像融汇了古今中外，并起到了承前(秦、汉)启后(隋、唐)的重要作用，成为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的伟大宝库，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着显著的地位。
4．敦煌早期佛像艺术概述
在我国古代艺术中，受外来影响最深刻的是佛教美术。而位于丝绸之路咽喉的甘肃敦煌，是中西艺术融合交流最丰富、最集中的体现，是受外来佛教美术影响最显著的集散地。
敦煌，汉代应劭说：“敦，大也；煌，盛也。”在2000年前的汉武帝时，敦煌已有11200户家庭，38000多人口；公元265－274年期间，月氏国高僧竺法护已世居敦煌，他周游西域诸国，译出佛经154部300卷，其中有《法华经》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他被称为中国的“敦煌菩萨”，说明在汉末三国时代，这里已是颇具规模的佛教圣地。
莫高窟是敦煌佛像艺术的中心地，相传始凿于公元366年。在这块仅数公里见方的沙漠绿洲三危山下，密如蜂巢的石窟保存至今的有492个，绵延1618米，保存彩塑2415尊，壁画45000平方米，连接起来长达30公里，造像和绘画直到公元14世纪的元代，延续了1000余年。因此而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
据敦煌石窟内的题记，创建莫高窟的主要有两位著名的高僧，这就是乐僔和法良和尚。
公元366年(我国北朝符秦建元元年)，乐僔和尚千里迢迢云游到敦煌城外东南的三危山下，时间已到傍晚，忽然三危山峰巅发出奇异的光芒，乐僔和尚仿佛看见千万位佛和菩萨在金光中隐现，他如痴似狂，顶礼膜拜，发愿不离开这里，从此，他主持在莫高窟开窟造像。
许多年后，又有一位叫法良的禅师也来到这里开窟造像，敦煌及附近的王公贵族们都纷纷仿效。到了北朝，这里已有40个石窟，到了唐代已有1000多个石窟。莫高窟从此被称为千佛洞，一般所说的敦煌石窟就是指的这里。
5．敦煌早期的彩塑佛像
敦煌佛像艺术主要是由彩塑和壁画组成的，这是由于敦煌没有像云岗那样细腻的石质。因此，只能采用砾石底上敷泥造像。我们把敦煌从创建开始至北魏迁都洛阳(366－494年)称为早期。
敦煌早期的彩塑佛像，在题材和形式上几乎是照搬从新疆传入印度和西域格式，所以称为“容受期”。
这一时期的塑像题材有佛、菩萨、交脚弥勒、释迦与多宝并坐、佛说法、思维菩萨及有关释迦牟尼本生、苦修、降魔、成道、四相、八相等。特别是交脚弥勒、成为这时期的特征。如275号窟的北朝2尊交脚弥勒。其中一尊高3．4米，是敦煌最大的早期作品。弥勒头戴宝冠，胸挂璎珞，肩披长巾，腰围羊肠大裙，坐双狮座，两足交叉，神情庄静，体形雄健，带有浓厚的犍陀罗风格特征。第254号窟的交脚弥勒着通肩袈裟，衣纹贴体而随身圆转，这种既真实又有装饰性的手法是印度笈多佛像的“湿衣法”，后来我国称“曹衣出水”法。
敦煌早期彩塑佛像大都保留了西域和印度佛像的色彩浓重、面相丰圆、神情恬谈、比例略短、上身半裸、彩绘线描苍劲等特点。此外，运用凹凸法晕染上彩和预制模印头面的方法，都被我国的艺术家和民间工匠所吸收。
综上所述，敦煌早期的彩塑佛像艺术，是在我国原有优秀传统造像的坚实基础上，容受和吸收外来艺术的新尝试和新成果。
6．敦煌北朝晚期的佛像艺术
公元6世纪后，由于当时比较繁荣统一的北魏王朝迁都中原重镇洛阳，原鲜卑族的生活习俗在皇家提倡下全面汉化，中原汉民族的文化素养也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送，这就影响了敦煌的佛像艺术。从6世纪起至7世纪初，敦煌的佛像艺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称为消化和融合期。
如在第254、259、260号窟的彩塑佛像，面相、衣饰、体格是中国人和印度人的特征兼有，一般为额部广宽，鼻梁高隆，眉眼细长，颐突唇薄，波状发髻，体格雄健，衣着已有中国化，但仍袒露一半，衣褶紧贴肉体，如湿衣状。此外，我们还能发现，在敦煌石窟这个时期的彩塑和壁画中出现了典型南朝士大夫的神情和服饰，显然是由于山西大同的中晚期佛像艺术和中原龙门石窟的佛像格调影响了敦煌，这在中原称为“秀骨清像”，特点是面貌清瘦，色彩浓重。其他如佛的2位弟子——迦叶与阿难各为印度人和中原人的面型，迦叶的清瘦、劲健、高鼻深目、老态龙钟与阿难的年青、善良、面目丰圆、心情开朗作了明显的对比。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敦煌北朝后期的佛像彩塑或壁画，标志着西域佛像艺术进入中国以后，开始突破印度和西域佛像艺术的规范，已从容受、吸收而逐渐的融化，开始形成了中国佛像艺术的民族风貌，为隋唐中国佛像艺术的鼎盛奠定了结实的基础。
7．麦积山的早期佛像艺术
中国的佛教石窟，由于各地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不同而有各有特色。如：山西的云岗和河南的龙门以石刻造像为主体，甘肃的敦煌因山石质地不宜雕刻，则以壁画胜于彩塑，而甘肃天水的麦积山则以泥塑为主辅以壁画。麦积山共有窟龛188个，摩崖造像6躯。其中有石胎泥塑佛像7800多件，壁画1000多平方米。它始造的时间晚于敦煌20年，90%是北朝和隋代的作品，被誉为东方最大的塑像博物馆。
麦积山像嵌在甘肃天水南郊群山中的一颗明珠，恰好处在从中原至西域道中的要冲，这是一座平地拔起形似农家麦垛的奇峰，因此得名“麦积”。山高约142米，佛像洞窟全部开凿在20米以上的崖壁上。据说是工匠们堆积柴薪层层修凿，至今虽有凌空栈道相通，但在这里参观不免令人心悸胆寒。
麦积山在2000年前的秦汉已弘传佛教。北朝初期的420－422年，长安沙门昙弘隐居此山。不久，高僧玄高到麦积山与昙弘为伴，并与昙弘一起，开始在麦积山造像凿窟。452年，北魏文成帝修复了因446年“三武一宗”，灭佛被毁的佛像。502年，在麦积山115号的窟内留有张伯元造像题记，这是麦积山确切的造像年代。
8．麦积山北朝佛像艺术的两个时期
由于麦积山接近中原的政治经济中心洛阳，所以它的造像风格与北朝诸王朝的兴衰直接关连，大体上可分为前期和后期。
①前期：从西晋至北魏迁都洛阳，我们称为西域佛像容受期，具体如十六国时期创始的第51、57、70、74、78、165号窟，大多的泥塑虽被北魏后期覆盖，但仍可发现留有印度和西域造像余韵，如第74、78号窟的五身大佛，鼻梁与额成一直线，双目前视，肩宽腰直、袒右肩，袈裟贴身，衣纹细密；另有三身大菩萨，身高2米余，袒身露臂，近似裸体形态。
②后期，从493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下北齐、北周和隋代，在麦积山石窟造像中出现了汉化的“秀骨清像”，以“瘦”来突出佛像的峭健气质。如502年题记的115窟，佛穿通肩袈裟、菩萨身躯扁平，脸型长圆，体态生动，头身比例约为1：7，显得秀丽多姿。再如第87号窟的迦叶，长眉深目，神气十足，是典型的印度西域人。第133号窟的阿难，年青而带会心的微笑，脸型和服饰都具有中国汉族特征，类似的迦叶、阿难造像还有第22号窟和第94号窟。
麦积山石窟在6世纪晚期的北周泥塑，至今还留有这个时期的洞窟44个，造像1000余尊，壁画80多平方米，已反映出陕北高原的民族地方特点。如第12号窟的胁侍菩萨，脸型方中带圆，身段匀称，有北方青年女性的美感。佛和菩萨有的穿上南朝士大夫的褒衣博带，有的穿着既非通肩，也不右袒的敞胸三衣，体型接近当代劳动人民。女性的颈项纤长，与北魏鲜卑族的形象是一致的；眼的造型更是北方民族的特型，成倒八字斜向，鼻梁弯曲，眼肌肥厚；其他如发髻高耸，长裙曳地，身躯扭动俊美等，这些都是麦积山佛像艺术在北朝晚期所开创的一代新风，为我国隋唐时期佛像艺术的丰满、富丽和民族化开创了先河。
9．麦积山北朝佛像艺术的四个特色
从整个历史来看，我国魏、晋南北朝的佛像艺术还处在容受、吸收和成长、隆兴阶段，我国各地的艺术家和工匠都揉进自身的感受和智慧来表达佛教题材，因而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格调和艺术特色。地处秦汉文化中心地带的麦积山，因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造就了它的石窟佛像艺术既有别于山西云岗，又不同于敦煌和新疆的四个特色：
①民族和地方特色
由于麦积山地处西域、四川和长安的三角形中心，故这三方面的文化风韵兼有，其中最特殊的是崖壁石窟外修建了中国传统式的檐柱屋宇建筑。如在离地50米的崖壁上凿出栈道，建有千佛廊、散花楼，牛儿堂等崖阁，其中如散花楼建于公元566－568年的北周，外廊长31米，两旁立有4米半高的二天王，赤膊上身。廊内建有7个大型龛窟，塑着70余尊造像，这批造像虽然是明代重修，但从布局和残存遗迹来看是上述三方面风韵的集中体现，而其中民族和地方特色占了上风，这是其他各处的石窟佛像所少见的。
②人情味特色
由于麦积山的造像多出于僧侣和老百姓的自发性，所以缺乏整体布局和大规模营造的计划性，为此也带来造像的充分“自由”。如第123号窟的坐佛旁塑了一对男女童子，颈项各套一个“长命圈”，这是陕西甘肃一带农村风俗。再如第60号窟的2个胁侍菩萨，肌体圆满，身躯修长，脸型上传神地刻划出陕甘少女纯真的美。我们可视为这是当时的民间塑匠如实地把人带入“神界”，使佛教造像富有人情味和民间气息。
③个性特色
麦积山石窟虽然是以宣扬佛教为目的造像，但民间艺匠还是通过造像的个性塑造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麦积山的塑像大致分为五类，各具不同个性：佛、菩萨的庄严慈悲，天王力士的威武雄壮，飞天伎乐的愉快欢欣，弟子和供养人的虔诚肃穆，魔鬼畜生则表现得丑陋卑贱。如第112号窟的二位金刚，瞪目扬拳，怒发冲冠，令人望而生畏；而旁边坐立着慈祥安恬的佛和妩媚文静的菩萨，这种个性上鲜明的对比，在气氛上互相陪衬，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
④技艺特色
麦积山的造像几乎汇集了我国中原和西域佛像艺术的全部技艺，有石雕(石料从外面运入)、石胎泥塑、木刻、泥塑彩绘、彩绘壁画等，泥塑中又有圆塑、浮塑、模印、影塑等，对各种技艺手法无不应用自如，且都能因地制宜、发挥所长。如麦积山数尊摩崖大佛和千佛廊290多身佛像，都是在山体上先凿出大轮廓，再打入木桩，敷上麻布泥，与山体浑然联接、天衣无缝，这些方法后来都被其他石窟所采用，并一直延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