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量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中证实，在汉代酿酒业已十分发达，饮酒之风极盛。汉代人在继承以往饮酒习俗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独特的饮酒习俗，为丰富我国的传统酒文化增添了异彩。这些饮酒习俗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而且在中国传统饮酒习俗中起了一个承先启后的作用，是汉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汉代以前，酒主要用于祭祀和供贵族们挥霍。到了汉代，由于酿酒技术的改进和酿酒业的迅猛发展，酒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当时，酒主要用于以下几种场合。
(1)祭祀 在古代，祭祀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在我国传统祭祀风俗中，除饮酒食菜肴外，酒便是必不可少的祭品。据《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分类统计，在青铜器中，酒器占24类，其中绝大部分是祭祀鬼神的礼器。从周代起，还祭天地、社稷、宗庙、祖先等。《周礼·酒正》中已规定有供祭祀用的专用酒。到汉代时，用酒祭祀的风俗更有发展。1983年秋，四川泸州出土的第八号汉棺上，有一幅巫术祈祷图。图中有两个峨冠博带的巫师相对举樽，似乎在完成某种神秘的巫术仪式。图右一人颔首而立，模样恭谨；图左一人仰视前方，神态虔诚；表现了汉代巫师以酒为祭的场面。汉代用酒祭祀主要有腊祭、伏祭、社祭等。
①腊祭 所谓腊，本是我国远古时代的祭祀名称。夏朝称嘉平，殷商称清祀，周朝称为大蜡，秦汉时才改为腊(汉荀爽《礼传》)。“腊”在古代与“猎”相通。人们猎兽以祭祀祖先、敬献诸神，以祈祷来年丰收，避灾迎祥，因而称为“腊祭”。汉代以戌日为腊，以12月8日为腊日则是后来的事。由于汉代鬼怪迷信盛行，腊祭的避邪色彩非常浓厚，腊日节有敲鼓庆祝的习俗。汉代腊祭具有驱邪逐疫色彩，汉朝民谚曰：“腊鼓鸣，春草生。村民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见南朝梁人宗懔著《荆楚岁时记》)但汉代的腊祭活动增添了很多节日娱乐的内容，人们在这一天要宴饮娱乐。因此，蔡邕在《独断》中说：“腊日，岁终大祭纵民宴饮。”
②伏祭 伏祭与腊祭一样，均是汉代民间重要祭祀之一。伏日天热，杀狗祭祀，以却热毒恶气。杨恽在《根会宗书》中说：“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芬。”“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见《汉书·杨恽传》)此外，《后汉书·东方朔传》也说到：“久之伏日，赐从官肉，大官丞日宴不来，朔独拔剑割肉曰：‘伏日当早归’”。由此可见，伏日也皆欢娱宴饮。
③祭祖 我国的祭祖活动，源远流长。早在殷周时代，祖先就被奉为神明，所以封建家礼把祭祖作为“人生第一吃紧事。”到汉代，祭祖比以前有了新的发展，在祭祖制度上，大大突破了西周的“七庙”之制，自高祖至宣帝，令天下郡国立宗庙达167所，这些郡国庙就是祖宗庙。而且，汉代墓祭之风特别流行，在墓前修建祠堂，作为祭奠死者的场所。每年正月初一、冬至及每月初一和十五，以及遇到什么家庭大事，家长都要带领全家给各种神主斟酒，并酹酒于地，以祈求祖先的保佑。这种祭祖之风，到南宋朱熹著《家礼》，立祠堂之制，开始称家庙为祠堂，并逐渐发展成为所谓宗祠。
④用于社祭 社祭就是祭社稷之神。自上古以来，社祭活动在民间一直非常盛行。汉代这种社祭活动发生了变化。从社日来看，汉以前只有秋社，汉代出现春秋二社春二月，秋八月上旬的戊日祭祀。祭后在社下饮宴行乐。同时，汉代社祭活动，官方和民间不同。县和县以上的社祭由政府设置，官府致祭，仪式庄严肃穆，参加祭祀活动的人举止言行都需要纳入礼制的规范(见《太平御览》卷1931崔寔《四民月令》)。县以下的乡社、里社，则由居民自己组织祭祀。在民间，社祭既是广大农民祈丰收的活动，又是他们借以缓减疲劳而欢歌畅饮之日。如《荆楚岁时记》中所述：“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飨其胙。”在这一天，人人都能畅饮酣歌，不受约束，边歌边舞，尽情娱乐。所谓“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也”就是很好的写照。我们从汉代祭祀用酒的风俗看，迷信色彩仍然非常浓厚，但其中也增添了一些饮酒娱乐的内容。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汉代祭祀活动已不完全是一种迷信活动了。
(2)宴饮用酒 古代皇室官僚地主，宴饮成风酒是席间必备品。《汉书》中说：“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病，百福之会。”［见《太平御览》饮食部酒上(四)］。封建官僚地主饮酒作乐被称为“嘉会之好”。根据《汉官》记载每年正月旦，朝廷置酒，大宴群臣，“杂会万人以上”。达官贵人宴饮狂欢，“日夜饮醇酒”的记载，在史书中比比皆是。这种宴饮用酒的场面非常壮观。每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太极殿大宴群臣。太极殿前有铜铸的龙形贮酒器，龙长二丈，龙口前设有可容四十斛酒的铜尊，龙的腹内贮满美酒。需饮酒时，可动特制机器酒就从龙口内流入酒樽(见《北堂书钞·西征记》)。此外，民间饮酒也很普遍。或“宴昏酒食，接连成因”；或“因人之丧，以求酒肉”(见《盐铁论。散不足》)；或“舍中有客，提壶行酤”(王褒《僮约》见《初学记》卷19)；或“论道饮燕，流川浮觞”(孔鲋《杨柳赋》，见《孔丛子·连丛上》)。古代民间郡县还有“乡饮”的仪式。同时，每年三月，在学校祭祀周公和孔子时，也要举行盛大的酒会，教师学生均要开怀畅饮。总之，自古至今，婚丧嫁娶，送礼待客，无不用酒的。可见酒的重要。宴饮的场合很多，有“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汉书·食货志》)的说法。例如，早在汉代，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帛画、漆画，都有大量以宴饮为题材的，形象地描绘了古代特别是汉代宴饮的情景。
古代的饮酒，还与当时的诗人和诗歌密切相关。饮酒赋诗，咏志抒怀，成为汉代以后文人的一大雅事。汉代无名氏的一首乐府古辞《古歌》云：“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朱火飏烟雾，博山吐微香。清樽发朱颜，四坐乐且康。”诗中生动地描绘了汉代贵族的宴饮场面，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面貌。另一篇《今日良宵会》记述：“今日良宵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穷守贱，轗轲长苦辛”，则从宴会起笔，表现出愤世嫉俗、感慨自嘲的情绪。由此可见，酒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酵酶，诗歌发展的精灵，酒文化历史悠久。
(3)酒在医用中占很重要的地位 古代，早在汉代以前，人们就开始了解到酒的一些特性，并用酒来治疗某些疾病了。我国最早的医书《素问》便提及了以酒行药的效用，懂得用药酒按摩。汉代人则把酒称为“百药之长”，药用非常普遍。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和《杂疗方日》中，就记载了利用药物配合酒曲等物专门酿制各种药酒。有的医学家将《养生方》所载的一张药酒方加以分析，发现其全部酿制的工艺程序共达10个步骤之多，并认为这不仅在世界制药史上，就是在化学史的酿酒方面也占特殊的地位(见傅举有《长沙马王堆汉墓研究综述》载《新华文摘》1989年第9期)。此外，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伤寒论》和华佗的《中藏经》等医书及武威发现的汉代医方简中，用酒治病杀菌的记载也很多，有炮制药酒内服，有作药引，有作外用，反映出古代酒作医用的普遍性。
(4)随葬 厚葬之风的出现，自然是鬼魂迷信深化的反映。从秦汉开始，官僚地主厚葬成风。汉代人特别迷信，想在死后仍然与活在时一样能喝到酒，享受豪华生活，因此，酒就成为当时常见的随葬品。长沙马王堆汉墓随葬有大批精美的漆器，其中存贮酒器钟二，钫四，上分别有“石”、“四斗”等字样，内均有酒类沉渣，这同遣策上的记载是相一致的。据有关部门对此测试，仅这6件贮酒器的容量，即达今70升以上(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1973年10月版)。此外，还出土了白酒、米酒、温酒和肋酒各2坛，共8坛。尤其是满城刘胜夫妇墓内的耳室中陈列着33个大陶缸，发掘时缸内清楚地看到酒液蒸发后的痕迹。这些缸一般高70公分，有的在缸上写着朱红色的文字，如记载：“黍上尊酒十五石”、“甘醪十五石”、“黍酒十一石”、“稻酒十一石”、“甘醪十石”等，估计当时所装的酒共有五千多公斤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见《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41页)。在汉代地主官僚阶级中流行的丧葬礼俗，是把死人当作活人看待。满城所葬的中山靖王刘胜是以嗜酒出名的人物。
(5)酒店 在古代，据史籍记载，秦汉时长安和洛阳就设有“酒市”(见《汉书·游侠传》、《后汉书·五行志》注引《古今注》)。所谓“酒市”，就是酒舍集中排列之处。当时汉代四川的酿酒业更为兴旺发达出土的大量汉代画像砖中有很多是有关酒舍的。尤其是最典型的四川彭县出土的《酒舍》画像砖，形象地再现了当时酒舍的风貌。而且早在汉代，其酒肆已具有卖酒与饮酒的双重职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就曾在成都开设酒肆，卓文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则“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涤器就是洗涤尊、杯、碗一类的酒具和餐具。不过，汉代酒舍还只是近代酒店的雏形，其作用主要不是供人饮酒，而是用于售酒，大量酒舍画像砖所显示的仍然只是一种售酒的商店。到唐代，近代酒店才真正发展起来。
综上所述，在唐代以前，饮酒场合较多，主要是礼仪用酒，祭祀、随葬用酒，把酒作为封建礼仪的必须品。相传酒可以驱邪祛病，故古代各种礼仪都少不了酒。同时，喜庆用酒也很普遍。酒历来有“美酒”之称，古代逢年过节及重大事件的宴饮、赏赐，酒是必需品，能增添节日喜庆的气氛和生活乐趣。
(6)饮酒日 在汉代饮酒日已形成，这是又一颇具特色的饮酒风俗。汉代虽禁止无故群饮，汉文帝时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见《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11，第117页)，汉代当时就不能随便群饮。但是，随着汉代的统一和稳定以及科学与迷信并行，汉代饮酒逐渐与各种节日联系起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酒日。汉代的饮酒日，除上面所述的腊日饮酒、伏日饮酒、社日饮酒外，还有节日饮酒、上巳饮酒、婚礼饮酒、大脯日饮酒等等。
①节日饮酒 汉代是我国传统节日的形成时期，奠定了我国传统节日的基础。汉代饮酒的主要节日有元旦、元宵、重阳等。
元旦是新年(春节)的第一天，是人们格外重视的节日。为了迎接新年，家家户户都要除去尘秽，贴上春联和年画。合家欢聚，喜庆新年，热热闹闹吃团圆饭、饮椒柏酒和屠苏酒。东汉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记载道：正旦“子妇曾孙各上椒柏酒于家长。”《汉官仪》也载：“正旦以柏叶酒上寿。”南朝梁人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曾载：元旦这天“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据说，元旦饮椒柏酒，除了增添节日喜庆气氛外，还能令人身轻，蠲除百病。这既反映出人们节日欢庆的天伦之乐，也表现了人民祈福消灾的美好愿望。这天，皇帝也要在太极殿前大宴群臣，饮酒的场面非常壮观。
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江南、南京一带称为小年。元宵节又名上元节，是相对于七月十五中元节和十月十五下元节而言的，它起源于汉代。《史记·封禅书》载：相信神仙方术的汉武帝为了对天神中最尊贵的太一神表示崇拜，在春秋设坛祭祀，而以正月十五最隆重。这一天，从黄昏祭祀，灯火通宵达旦。自此以后，正月十五张灯在民间也逐渐流行。元宵节自然也少不了要饮酒娱乐。《荆楚岁时记》中载：“正月十五日，做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也记述：后汉之节令为上元、上巳等八日，皆社会游宴、饮乐之时。
9月9日为重阳节，该节日至今仍广泛流行。从文字记载看也起源于西汉。据《西京杂记》载：汉高祖时宫内每逢“9月9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9月9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依此记载，西汉初年即有重阳节之俗。三国时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见早期的重阳节仍与迷信和禁忌有关，登高远游是为了躲灾避疫；佩茱萸是为了避邪逐风寒；饮菊花酒也是为了驱疫延年之举。
②上巳饮酒 《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是月(三月)上已，官民皆絜于东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絜。”祓禊本来是上古的礼仪，我国古代把阴历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称为“上巳”。人们在这一天到水滨盥濯，祓除不祥，称为“祓”或“禊”，合称就是“祓禊”，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释。到了汉代，上巳节的内容已逐步发生了变化。追求健康、欢乐的汉代人，把祓禊与踏青游春结合起来，给这种宗教迷信活动注入了生活的情趣。人们来到水边已不仅仅是举行沐浴祓除的仪式，而是当作宴饮游玩的好时光，更忘不了要赋诗行令。因此，3月上巳成为汉代封建贵族官僚一个重要的饮酒日。汉武帝时，武帝将秦代宜春苑故址重新扩建，水流曲折，称为“曲江”或“曲江池”。周围约六里余，成为当时曲江宴的胜地。这种上巳节宴饮游玩的风俗，魏晋时代发展成“曲水流觞”的风俗，成为古代达官贵人和文人骚客一种重要的野宴风俗，一直到宋代以后才逐渐废除。
③婚礼饮酒 婚礼饮酒日期不固定，但婚礼宴饮是离不开酒的。汉代婚礼饮酒主要指“合卺”和婚宴。合卺是新婚夫妇饮交杯酒的礼俗。古代合卺是用一个葫芦剖成的两个小瓢盛酒，一瓢给新郎，一瓢给新娘，两人交杯共饮；后世称之为饮“交杯酒”或“合欢酒”。这种风俗在汉代已流传下来。而且，汉代百姓嫁娶，宴会宾客已成风俗。《汉书·宣帝纪》载：当时有人以汉律禁止三人以上群饮为由禁止百姓嫁娶时以酒食相贺。五凤二年，汉宣帝专门下诏书说：“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为贺召，令民无所乐，非所以导民也。”《汉书·陈平传》也谈到：张负以女孙与平，“为平贫，乃假货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妇。”这些说明早在汉代，宴会宾客已成为结婚礼仪的一项重要内容，直传至今。
④大脯日饮酒 大脯也称赐脯，是古代皇帝因改朝换代、册立太子、公主出嫁和出现吉兆等国家大喜事而下诏，特许人们聚饮的日子。大脯之举起于秦代。《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五年)五月，天下大脯。”汉律禁止三人以上无故群饮，但大脯时允许聚会饮酒，故汉代史书中均有皇帝赐天下大脯数日的记载。如《汉书·文帝纪》就记载，文帝为施恩于民，“赐大脯五日”，“使民得酤酒，五日之内，可群饮也”(见《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11，第117页)。封建皇帝的大脯虽说是为了粉饰现实，炫耀国势，但毕竟是允许天下百姓聚会饮酒的法定日子。所以说，汉代的大脯日，是当，时人们集中的饮酒日。
(7)酒宴习俗 既然酒是与宴会、饮食联系在一起的，那么，酒宴上的习俗自然也是汉代酒俗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了解汉代酒宴上的习俗，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酒宴上的礼节 酒与礼的密不可分是中国酒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古代饮酒，与封建礼仪紧密联系，形成许多酒礼。据文献记载，汉代嗜酒之风甚炽。高祖初定天下，“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也，说上日：……臣愿征鲁诸生，与臣诸弟子共起朝仪。”“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譁譁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卷99)，由此可见，在汉代酒宴上，不仅各人的进出次序、坐位方向、膳馔种类、摆宴方法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就连谁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都有规定。这一切无非是为了体现尊卑、长幼、身份等级的不同。汉代在饮酒过程中，人们一般是跪坐以臀压足，因此两膝外向。如果致敬于人，则上身置立，膝盖着席，叫做膝席。如果别人为己酌酒，则应该避席伏，以示恭敬。而且，由于汉代酒的度数普遍低，故饮酒一饮须饮一杯，不饮尽则要受罚。《汉书·叙传》载：“赵、李诸侍中，皆饮满举白。孟康云：‘举白者，见验饮酒尽不也，即今日饮酒，倒杯示人，以见其尽也。师古曰：‘一说白者罚爵之名也，饮有不尽者，则以此杯罚之。”(见《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卷7)同时，汉代正月饮酒次序上与今天亦大不相同。《荆楚岁时记》载：“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凡饮酒次第，从小起。”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亦讲到：“正月饮酒先小者，以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与酒。”这与我们今天的敬酒次序截然相反。成都一带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宴饮”图中，宾主座次有序，举止有度，情感融通(《四川汉代文物中的酒文化》，唐长寿文，载于《水的外形、火的性格——中国酒文化研究文集》第279页)，充分反映出汉代饮酒非常讲究礼仪和礼节。
②行酒令与劝酒 酒令是筵席上助兴取乐的一种饮酒游戏。古代的王侯将相、豪门贵族、文入学士可以行“雅令”、“筹令”；布衣平民、下里巴人则可捋袖伸拳，猜拳取乐。中国酒令历史悠久，相传是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所作(明·张岱《夜航船》)。汉代饮酒行令在士大夫中亦比较流行。至今为止，在我国已发现6处汉代的酒令铜器，如窦绾墓中就曾出土一套酒令铜器。这些酒令铜器，都是当时的酒令用具〔见《出土文物丛考》〕(续)一文，载于《文物考古论丛》陈直著，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根据《后汉书·贾逵传》记述东汉贾逵曾写过《酒令》一文，这是“酒令”一词第一次见于史书。可见当时酒令已在社会上流行，以至于文学家贾逵都把它写进了著作之中。汉代酒令奠定了中国酒令的雏形，具备了酒令的两大基本特征：其一，酒令既然是“饮酒之令”，必然和军令有一定联系，带有一定的军令色彩。汉代酒令已初步具备这一特点。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吕后专权，刘氏子弟大为愤怒。有一天，吕后在宫中大宴宗室，吕后令刘邦的孙子刘章监酒。刘章说：“臣是将种，请以军法行酒!”饮酒饮到高潮时，吕氏子弟中有一人酒醉逃席，刘章追而杀之，然后回报吕后说：“有一人逃席，臣已按军法处斩!”吕后及诸吕大惊失色。因曾同意刘章以军法行酒，也无可奈何。这一故事说明了军法被引入宴席上行酒的过程。后世的酒令均仿效了这一特点，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第二，酒令大都比较雅趣，知识面很广，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文人轶事，无所不涉，娱乐色彩很浓。据《汉书》记载，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在刚建成的柏梁台上大宴群臣。饮酒中，汉武帝命令年俸在二千石以上的大臣即席联句，这就是著名的“柏梁台诗”。后世酒令中各种形式的联句，即仿效“柏梁台诗”而来。
喝酒行令既是古人好客传统的表现，又是他们饮酒艺术与聪明才智的结晶，不但能增加酒宴上的乐趣，而且还能增加许多有益的知识。所以随着人们饮酒的日益普遍，酒令也有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经历了二千多年至今仍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③饮酒时歌舞助兴之俗 据文献所记，早在周代的宴席上就已经盛行歌舞侑酒的礼俗，《周礼·天宫》中即有“以乐侑食”的记载。汉代以后贵族在饮宴过程中，也常常以歌舞助兴。据史籍记载：汉高祖刘邦在平定黥布叛乱凯旋途中，经过故乡沛郡(今江苏沛县东)，设会与乡里故老饮宴。喝酒高兴之时，引吭高歌《大风歌》。西汉人陈遵在寡妇左阿君家中“置酒歌讴”，“起舞跳梁”(见《汉书·游侠传》)，以博取左阿君一乐。长信少府檀长卿在宴饮时“起舞为沐猴与狗斗，坐皆大笑”(《汉书·盖宽饶传》)。此外，从成都市郊出土的《宴饮观舞》画像砖上可直观看到汉代宴饮时歌舞助兴的场面。古代官僚贵族这种饮酒时以歌舞助兴的风尚，固然是为了满足统治者豪侈淫佚、花天酒地的生活欲望。但是，在宴饮过程中伴以歌舞，是一种很好的侑酒方法，既能增加人的饮食兴趣和消化功能，又能使宴会变得生动活泼、充满生活情趣。抛开其单纯享乐思想，其经验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因此，以歌舞侑酒之俗在中国一直沿袭下来。现代酒店中常设乐舞雅座，在延边朝鲜族家庭作客均有歌舞助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继承了这种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