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明代佛像艺术概述
明朝是一个仍由汉人执政当权的王朝，它力图恢复和沿用唐宋以来的各项旧制，在长达276年的统治时期，国势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最后一个文化高峰。
明王朝的各个帝王都是佛教的崇信者，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曾当过皇觉寺的和尚，汉族佛寺及造像因而得以迅速振兴，而元代曾兴起的喇嘛教佛像在汉族地区转衰。公元1370年，朱元璋效法唐僧取经之举，派僧慧昙率20人的使团去印度取经，但当时的印度佛教已经衰亡了。
明代虽力图恢复唐、宋佛像艺术传统，但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能改变的，如佛像艺术进一步世俗化，有的追求表面装饰效果，佛、菩萨、天王、罗汉更以明代现实人物为典型，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佛像艺术也更加适应市场需求，小型工艺雕刻佛像以商品形式大量涌现，而大、中型的石窟造像几乎绝迹，在甘肃的敦煌、炳灵寺，山西、四川、浙江杭州等偶有造像，但艺术水准已趋于低落，较大的如山西平顺县20几个窟龛，成为我国石窟佛像晚期少有的艺术遗产。
明代佛像艺术的总倾向是在面向世俗的基础上创造出更适合于渗透到民间的新形式。不管是寺庙雕塑或绘画佛像，以精细见长。如陕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作于明代天顺六年(1462年)的《西方极乐世界》石刻线画，画面上有200多人物，包括佛、菩萨、弟子及亭台水池，刻绘精细至极。当时的佛经书籍也都刻有佛像插图，目的都为了适应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但由于明代国势比宋代和元代更加强盛统一和稳定，又有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所以也不乏佳作，特别是在彩塑造像、佛塔造像、水陆画及民间工艺美术雕刻方面，至今仍留有不少为后人所称诵的杰作。
2．重要佛寺的遗像
明代的佛寺造像，总体气度上不及唐、宋，但由于石窟佛像衰落，佛寺成为最重要的佛像艺术场所。明代的佛寺遍布我国南北城乡，佛像艺术已经概念化和模式化，表现在注重细节，尤以观音和罗汉造像，更是风格多样，较为著名的有以下几处：
塑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的北京海淀区大慧寺二十八诸天，塑像比例颀长，形象完美英俊，衣饰美丽流畅，塑于明洪武廿八年(1383年)的山西太原崇善寺千手千眼观音及文殊和普贤大型立像，每尊高8．5米，整体比例适度，造型端庄华丽。此外还有塑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的陕西蓝田水陆庵群塑；塑于明代的山西平遥双林寺2000余尊佛像等。其他在北京的还有广济寺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北京隆福寺的十二缘觉、护国寺的天王、故宫慈宁宫十八罗汉、圣安寺天王、西山碧云寺天王和佛及菩萨、法海寺壁画、房山香光寺及智化寺的佛像等。
山西的其他著名佛寺造像还有太原明仙寺木雕罗汉；太山寺观音阁的文殊和普贤；延庆寺彩塑罗汉；大同善化寺和华严寺佛像，朔县千佛庵佛像；清徐县香岩寺木雕十六罗汉；赵城广胜寺木雕文殊和普贤；湿县小西天群塑等。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的佛像艺术也从明代起大规模兴造。当时，造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已蔚然成风。现在的山西平遥双林寺、四川新津观音寺、陕西兰田水陆庵、广州华林寺、苏州戒幢律寺、武汉归元寺、北京碧云寺等地，还留有五百罗汉。此外，福建厦门南普陀寺的铸铜观音和泉州开元寺佛像也多造于明代。
在上述的明代重要佛寺造像中，再重点介绍一下苏州戒幢律寺、北京法源寺、山西小西天、陕西水陆庵、泉州开元寺和山西平遥双林寺的佛像艺术。
①苏州戒幢律寺的佛像艺术。
苏州戒幢律寺又称西园寺，始建元代，最著名的佛像是明代的五百罗汉，虽然其中不少造型和动态千篇一律，但大部分为当时民间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民俗风情。
戒幢律寺的五百罗汉均为坐像，比人体略大，罗汉队伍中有庞眉长臂的，有弄禽伏兽的，有手持法物的，有昂首远眺或低眉沉思的，全都灰漆装金，显得光采焕发。
在40间田字形布局的罗汉堂内，引人注目的有一位疯僧和一位济公。据传说，这位一手执破帚、一手执取火筒的原是宋代杭州灵隐寺和尚，有一天，秦桧害死岳飞后不久，他和老婆王氏到灵隐寺烧香，这位疯僧在山门上贴“伏虎容易纵虎难，东窗毒计胜连环，可恨彼妇施长舌，痛煞老僧心胆寒。”秦桧夫妇气极，派人捉疯僧，疯僧不知何去。另一位是手执破扇似笑似哭的济公和尚，传说是南宋时浙江天台人，俗名李修缘，也是灵隐寺和尚，他的神奇故事在明代已在民间广为流传。
②北京法源寺的佛像艺术。
这座古寺原是唐太宗李世民为追荐东征阵亡将士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建造的，原名悯忠寺，明代正统二年(1437年)修葺时，塑制了不少佛像。其中天王殿的布袋弥勒是夹苎贴金；韦驮和四天王都是青铜铸造，这些都是我国明代佛像的精品，特别是高1．7米坐着的韦驮，降魔杵横搁在权手合十的手臂上，这种“化缘相”是韦驮又一种姿态。
法源寺大雄宝殿供奉的西方三圣也是木雕贴金，连底座高4米。佛像法相庄严，两旁站立的菩萨体态修长，酷似辽代大同下华严寺彩塑，十八罗汉也为木雕贴金，高1．35米。
法源寺最著名的是毗卢殿的千叶莲花毗卢佛，这尊明代铜铸的精品，分为3层，高齐屋顶，约近5米。上层端坐戴宝冠的毗卢佛，中层为东、南、西、北四方佛，下层为巨大的球状千叶莲花。
法源寺还有木雕干漆像三大士和木雕佛涅槃像。寺内文物收藏也颇为丰富，其中有据传为东汉的陶佛，北齐的石佛，唐代永徽元年(650年)石佛、咸通年间石佛，五代铁佛，宋代木雕罗汉和佛画，元代铜铸观音等，成为我国历代佛像艺术的一处博物馆。
③山西小西天的佛像艺术。
小西天在山西省湿县凤凰山巅，原名千佛庵，创建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年)。这座佛寺远眺似琼楼玉宇悬于半空，寺内有大小殿阁10处，大雄宝殿的所有梁柱墙壁塑满了数以千计的佛像。这批被称为壁塑、影塑或悬塑的佛像艺术与陕西咸阳和兰田水陆庵的壁塑一样场面宏大，将当时的社会世俗人物与佛、菩萨、罗汉，道士、神仙等组合在一起，人物形象大可及顶，小可置掌，塑制细腻，一丝不苟。人们走进殿堂，释迦牟尼、阿弥陀佛、毗卢、弥勒、三大士端立于莲台，台下波浪起伏，两侧立数十尊菩萨，五个佛龛上部悬塑五大胜境，三十三天，并以流云烘托，变幻无穷，使人如身临西天佛国盛会。“入眼生平叹未有，粉彩妆銮非俗手。”体现了明代佛像艺术所追求的一种时代风貌。
④陕西蓝田水陆庵的佛像艺术。
蓝田水陆庵的佛像比山西小西天更早，且规划严谨，场面更为宏大。它位于西安市蓝田县城东约10公里。南依秦岭，北临灞水，现存壁塑佛像是明代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起，在著名佛像师乔仲超指导下，历经5年塑成。据介绍，这批大型壁塑虽出于一大批民间艺匠不同塑法，但整体风格统一，如出一人之手，题材和形式“穷神尽变”，极富想像力，塑工之熟练和精湛，堪称明代造像的又一批珍品。
水陆庵的壁塑可分八大部分，集中在诸圣水陆殿内。第一部分为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佛，佛像面型端庄，装饰华丽，背光高达4米，起着良好的衬托作用。第二部分为报身佛毗卢佛、应身佛卢舍那佛、法身佛释迦牟尼佛。在报身佛的华盖上塑有3尊小像，为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体现了明代的“三教同源”——佛像艺术世俗化的深化表现。
水陆庵壁塑的第三部分是端坐莲台的观音、文殊和普贤菩萨，并且塑有内容丰富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艺匠们把文殊和普贤菩萨都塑成有两撇小胡子的菩萨。
第四部分是留有小胡子坐于盘龙座的圣观音、十六臂观音、孔雀明王、药王菩萨，并将我国古代名医张仲景、华佗、扁鹊等10大名医也塑于壁上。
第五和第六部分是五百罗汉过海和二十四诸天。五百罗汉每尊高约半米，虽不足五百，但阵容已很庞大。二十四诸天与真人等大，个个威猛无比，犹加天兵天将下凡，怒目圆睁、须眉横飞，与佛经记载中的二十四诸天大不相同。
第七部分是释迦牟尼从降生到涅槃的“八相”。第八部分为弥勒净土兜率天，塑有佛母摩耶夫人及天国乐园景象。
据介绍，水陆庵共有3600多尊塑像，集中于不大的殿堂，令人目不暇接。这批群塑技艺之熟练，敷彩之谐调，题材之广泛，想像力之丰富，都无不反映出明代壁塑佛像的突出成就。
除水陆庵和小西天的壁塑之外，长江中、下游的安徽芜湖大荆山荆壁禅寺也有明代壁塑佛像400余尊，四川新津观音寺也有五百罗汉壁塑。
⑤泉州开元寺的佛像艺术。
福建泉州开元寺的明代佛像，最著名的是戒坛的木雕卢舍那坐佛，其他还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千手千眼观音等。开元寺的山门还塑有二金刚，每尊高4．5米，体魄魁梧，令人不敢正视。据说，这是《宝积经》所说的法意和法念二位护持佛法的王子。
⑥平遥双林寺的佛像艺术。
在山西省南同蒲线上的平遥县，有一处明代佛像艺术的殿堂——双林寺，“双林”，是取释迦牟尼在两株娑罗树之间圆寂升天之意。这座寺初建于北齐武平二年(571年)之前，在明代景泰年间(1450－1456年)大规模重修，至今尚存10座大殿，共有大、小彩塑佛像2000余尊，集中了我国宋代以来佛像塑造之精华，专家们认为是我国优秀的明代塑像博物馆。
双林寺佛像艺术最鲜明的特色是突破了佛教仪规静化、平淡、肃穆的风格和情调，大胆地反映出本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和理想，其中最出色的是对菩萨、罗汉、天王、韦驮的塑造。如菩萨表现为稳重安详，表情含蓄、体态优美，肌肤丰润，突出了端庄与文静；而罗汉、天王们则突出表现气冲斗牛、力拔千钧的勇武神态。一踏进双林寺古老的“山门”，天王殿廊外4位金刚威风凛凛、巍然挺立，这4位金刚各高3米，以明代武士和北方大汉为原型，在形体结构上作了恰如其分的概括和夸张，不求怪异和凶猛，却令人感觉神采飞扬。有专家们认为：这几尊造像与意大利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塑像相比也毫不逊色。这是明代民间工匠将现实生活形象提炼、集中后的升华，冰冷的泥土在双林寺显然充满血肉的温情。
天王殿后由释迦殿、罗汉殿、武圣殿、阎罗殿、土地殿组成了第一进院落。释迦殿内除释迦、文殊、普贤为圆塑外，四壁的200多个人物是释迦牟尼从入胎降生到涅槃的壁塑，配合中国式的奇峰怪石，气势壮丽，富有人间生活情趣。而释迦牟尼佛像身后影墙后壁塑了一幅精美无比的“渡海观音”，成为双林寺佛像艺术又一精彩的杰作。
技艺精湛的民间艺匠把渡海观音塑造成一位深入民间的救世者，其实所塑造的是一位充满理想的民间少妇。观音坐势自然，在粉红色的莲瓣上坐得悠闲而舒适，她的右手轻按左膝，微微抬头，背衬绿色的浮雕海水。圆雕与浮雕，静态的观音与动荡的海水，绿叶衬红花，更突出观音的娇美与庄严，这样丰富而精彩的形式对比，构成了一幅气势热烈、境界丰富的艺术杰作，如与观音左右上下的10位卫护高僧再联系起来，更显情景交融，主次分明，令人叹为观止。
双林寺罗汉殿的中央，塑的是观音菩萨，两侧的罗汉，坐的有14位，立的有4位，与真人一样大，年龄相貌各不相同。有的高声诵经，有的闭目沉思，有的侧耳细听，有的冷眼凝视，使殿堂呈现出生动活跃的气氛。其中有一位哑罗汉，眉骨突出，口不能言，但似用眼睛在说话，塑造得惟妙惟肖。双林寺还有一批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佛像，如武圣殿中的关羽、阎罗殿的十阎王和判官、土地殿的当方土地等。
大雄宝殿、千佛殿、菩萨殿组成双林寺的第二层院落。大雄宝殿照例为三身佛、普贤和文殊二菩萨，但释迦牟尼佛前还再立一位铁铸装金的接引佛。千佛殿几乎容纳了双林寺近一半的佛像，其中有五百尊彩塑菩萨分五层立于自在观音左右。自在观音的面相恬静妩媚，上半身仅以璎珞彩带装饰；旁边立着护法韦驮，高约1．5米，国内外的雕塑专家认为：这是我国现存古代韦驮塑像中最精彩的作品。
这位韦驮是观音菩萨的卫护者，看上去显得机智，勇猛而极富个性，他身着明代武将的盔甲，右手握拳，左手原来可能持金刚杵(现已残)，两腿站立呈丁字步。他的神情严肃，怒气冲天，挺胸收腹，势如满弓，令人有静中有动，文中蕴武，刚中有柔，威而不悍的感觉，无论外形内情，刻划细致入微而不虚张声势。
3．明代的佛塔造像
由于佛教的普及和渗透，明代佛塔的兴建又出现了一次高峰，特别是高层楼阁式的汉化佛塔进入鼎盛期，且重点转向我国的南方和中原。如福建福清就在明、清二代建造8座佛塔。明代佛塔上一般都雕刻精美的佛像，装饰也较华丽，以砖石塔为主体，也有金属塔和琉璃塔。有的塔模仿佛塔造型，是非宗教性风水塔，如文风塔、镇妖塔之类。还有纪念性的功臣塔，如明代皇帝朱棣为姚广造北京房山的姚塔。
明代的喇嘛塔仍有建造，且又出现了新的形式，即金刚宝座塔，形状为方形的塔基上矗立5座笋状的尖塔，塔身上精雕细刻佛像。
①砖石塔。
明代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建造的福建福清瑞云塔，高30余米，8角7层，各层都雕刻菩萨、罗汉和金刚力士等；建于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05年)的江西兴国朱华塔，7层塔内都建有佛龛，龛内供石佛共10尊，塔外也雕20余尊佛像。
河南邓县福胜寺塔在明代初年重建，塔高36米，各层壁面嵌砌砖刻佛像1000余块，有坐佛、菩萨、天王、力士、罗汉等。该省许昌文明寺塔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高52米，塔内原有密宗塑像千手千眼观音及文昌帝君等。
湖北沙市万寿宝塔建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8角7层，高40余米，塔身共饰有汉白玉佛像94龛，内外壁嵌有大量砖刻佛像；襄阳广德寺塔高17米，每层供石佛一尊，建于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
广州有一座建于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琶州塔，塔脚雕有石刻托塔力士。肇庆崇禧塔比琶州塔早建12年，高57．5米，在塔基也雕有石刻佛像。
云南昆明大德寺双塔建于明代成化九年(1573年)，高20米，四面佛龛内供奉佛像。陆良大觉寺塔于明代重修，在这座高15米的六面砖塔上，共有佛像1640尊，故又名“千佛塔”。
建于明代的南京报恩寺塔，原高32米，塔壁嵌镶10余块瓷制佛像，可惜毁于1856年，现仅存塔基。
在长江边上的安徽安庆振风塔，塔内套塔，塔门多变，迷人出入；内有浮雕佛像600多尊，这座塔又名迎江寺塔，建于明代隆庆四年(1570年)。
北京是明代都城，佛塔佛像按理说比较考究。建于明代万历四年(1576年)的海淀区慈寿寺塔高50米，须弥座和塔身有铜佛和砖刻佛像24尊，塔下石碑刻鱼篮观音和关羽，体现了明代佛像艺术的丰富性和进一步世俗化。
②金属塔和琉璃塔。明代的金属塔和琉璃塔在北方为多，以雕饰丰富细腻见长。
陕西咸阳有一座铸于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铁塔，方形10级，高33米，中间有梯可登攀，各层铸有佛像，共约千尊，故名“千佛塔”。另一座是府谷县的孤山铁塔，12层，高5米，各层都铸有精美的佛像。
山西五台山显通寺有两座非常精美的铜塔，塔身刻数百佛、菩萨、罗汉、天王、力土等。
四川峨眉山伏虎寺内的铜铸华严塔与五台山的两座铜塔的高度和形状相似，是喇嘛塔与楼阁式佛塔结合的造型，高度约5米余，峨眉山的华严塔塔身铸4700尊佛像，为明代铜塔之珍品。
明代的琉璃工艺以山西为最著名，这类陶质釉彩的佛塔色彩绚丽、装饰丰富。名闻中外的洪洞县广胜寺飞虹塔建于明代嘉靖六年(1515年)，是一座8角13层，高47米的楼阁式佛塔，通体贴饰琉璃佛像、龙凤等，远眺似彩虹临空，故名“飞虹”。
山西五台山文殊寺也有一座明代万历年间造的琉璃塔，13层，高35米，塔身嵌有琉璃佛像上万尊，故名“万佛塔。”
陕西延安唐家坪的琉璃塔建于明代崇祯二年(1629年)，8角7级，高6．3米，塔身密布菩萨、飞天、行龙等，虽是陕西唯一的琉璃塔，但制作佛塔的主要工匠是山西汾州的候大阳。
除以上3座琉璃塔外，山西阳城西海会寺也有一座明代的琉璃佛塔。
③喇嘛塔和金刚宝座塔。
我国的佛塔群中，唐代多方塔，宋代多楼阁塔，元代兴喇嘛塔，到了明代的佛塔，式样多变，喇嘛塔不限于喇嘛教流行地区，在汉族聚居区也兴建带有印度窣堵波式的喇嘛塔。较著名的有山西五台山的大白塔和圆
照寺塔，江苏镇江昭关石塔、黄梅县大满禅师塔、湖 北钟祥县文凤塔、广西桂林象鼻山普贤塔、舍利塔，山西天龙山白塔等。
明代还建造了一批新颖的喇嘛塔，即在数座喇嘛塔的基础上加一方形的台基，满饰佛像及各种花纹，这就是金刚宝座塔。北京真觉寺的金刚宝座塔建于明成化九年(1473年)。据传是由印度僧人提供的中印度塔式，在高大的方形台基上立有5座笋状的小佛塔，中塔高8米，为13层方形。所以，真觉寺又称“五塔寺”。全塔满饰佛、菩萨、天王、罗汉等，全为石雕，细腻而生动。北京的西黄寺塔和内蒙呼和浩特也建有这种塔，但都造于清代。
云南昆明官渡的金刚宝座塔建于明代天顺二年(1458年)，方形塔基四面各宽10米，四面贯通，塔基刻有佛、菩萨、天王和金翅大鹏等。
4．明代的壁画佛像
明代的佛教壁画的规模和画家阵容已远逊唐宋，但仍还有一定的规模，特别兴起了服务于佛教法会的水陆画。明代虽没有专设画院，但宫廷组织了一大批御用画家，主要以继承宋元画法为主体，称为“院体”，是比较保守的画风。
明代的不少帝王和宋代的不少帝王一样，都擅长绘画，如明宣宗，宪宗、孝宗等，在他们的倡导下，一批著名画家积极参与佛教壁画。如南京报恩寺有永乐年间(1403－1424年)宫廷画家卓迪、上官伯达、解秀的壁画；浙派的开创者戴进在江南报恩寺、华藏寺、潮鸣寺等作画；浙派的吴伟曾在南京昌化寺绘五百罗汉，在灵公寺画达摩渡江；还有临安马良画四天王像；张仙画兴教寺十八罗汉、寒山拾得像；金润甫画云南大理武安王庙壁画等。
以上多属历史记载，而从存世作品来看，都出自民间画工之手笔，这是由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佛画是其中一业，作品大多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场面也很宏大。其中最著名的有：北京法海寺、大慧寺壁画，山西宝宁寺的水陆画及山西、四川等地的佛寺壁画。下面择要简介数处：
①北京法海寺、大慧寺壁画。
北京西郊石景山区的法海寺创建于元代，现存的一批壁画为明代早期的代表作品。
法海寺大殿内存有7铺巨幅壁画，背龛后3幅为观音、文殊、普贤菩萨，正中的水月观音线描挺秀，3米余的长线一气呵成，后殿的二十诸天场面宏大，布局巧妙，个性显明；左壁画的鬼子母，酷似人间慈母；右壁的帝释天气宇轩昂；东西山墙描绘五方佛胜景，祥云缭绕，百花盛开。法海寺壁画中还有十八罗汉、天龙八部、帝后礼佛等场面，大多采用三五成群，互相呼应，统一而又有变化的构图，人物服饰华丽，仪态优美，线条流畅，色泽浓丽、美不胜收。
法海寺佛教壁画，反映了人间的真切情感，如梵天的肃穆、天王的威武、金刚的刚毅、天女的妩媚、菩萨的慈祥、佛的庄严，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所采用的单线平涂结合沥粉贴金，使画面富丽华贵，灿烂生辉。
北京海淀区的大慧寺建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殿内原有高15米以上的大铜佛为北京最大铜佛，故又名“铜佛寺”。环列于大殿三面壁上的佛画，是幸存的明代作品。它采用通景式的连环构图，描绘俗人终生为善，超生极乐世界的场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现实生活。此外，北京海淀区的摩诃庵也留有明代的佛教壁画。
②山西宝宁寺的水陆画。
水陆画是明代佛教壁画中的新艺种。它是佛寺举行水陆法会时专用的佛画。水陆法会又称水陆道场，源起于印度。我国最早的水陆道场是南朝梁武帝超度他的亡妃时举行的，此后，成为佛寺的一项宗教活动。如唐高宗曾在西京北山寺举行水陆法会，北宋苏轼也参与过水陆法会，宋代的镇江金山寺、杭州圣孝寺都曾举行水陆法会，宋代浙江鄞县的史浩在东钱湖月波寺设水陆法会，僧侣有3000人。
明代的水陆法会规模都很壮观，南京蒋山的一次水陆法会朱元璋亲赴礼佛。大批的水陆画有固定在佛寺壁上的，有的绘在布帛或纸上，可移动或悬挂，其内容多是宣扬奉善惩恶，因果报应的。所以，神、人、鬼交融，且全出于佛教徒和民间画匠的共同创造，与士大夫和宫廷画家毫无因缘。由于水陆画突出了宗教性，故多作为明代佛寺的藏品，而流传至今的佳作并不很多，其中山西省大同的宝宁寺所藏的为明代水陆画的代表性作品。
宝宁寺在大同市西120公里的右玉县，寺建于明代天顺四年(1460年)，现存的一批水陆画共139幅，每幅高约1．2米，宽约60厘米，是绢地工笔重彩的条幅。
这批水陆画除了描画佛、菩萨、明王、罗汉、梵天等佛教题材外，还将道教神像、四海龙王、雷公电母、文武百官、孝子贤妇等全都搬上画面。因此，它不仅是明代各阶层百姓生活的写照，还反映了明代佛教与世俗结合的情景。
③山西、四川等地的佛寺壁画。
山西省的唐宋明清佛寺为全国之冠，明代的佛教壁画保存也最多。稷山青龙寺和兴化寺的明代壁画和水陆画内容丰富，除佛、菩萨、罗汉、地狱等内容外，还有道教神像和其他世俗生活的场面，颇似宝宁寺的水陆画。
与宝宁寺和青龙寺相似的佛教壁画和水陆画，还有浑源永安寺、阳高云林寺、太原多福寺、五台南山寺、沁水圣天寺等。
四川是我国明代佛教壁面的又一保留较多的地区。广汉龙居寺现存10幅壁画，题材有佛、菩萨、罗汉、十二缘觉、七十二门徒、供养人等，较有特色的是菩萨面有胡须，各持器物，有唐代的遗风，有的画面沥粉贴金。
四川新繁龙藏寺的壁画，充分展现了现实生活。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中有众艺童子，纯是明代的杂技艺术，色彩鲜艳灿烂，线描与沥粉贴金巧妙结合，富有艺术感染力。
四川的其他明代佛画还有剑阁觉苑寺、新津观音寺、蓬溪宝梵寺等。
散见于我国其他各省的明代佛教壁画，在河北正定隆兴寺绘有西方圣境、二十四诸天等；在天津蓟县独乐寺绘有十六罗汉、六臂观音和明王等，在河南登封少林寺绘有五百罗汉朝毗卢；在陕西佳县白云山庙也绘有佛教壁画。
5．明代民间工艺塑、刻、刺绣佛像
明代的佛像艺术在塑刻和绘画技艺方面力图继承唐宋遗风，而在品种上丰富多彩，突出的一点是佛像艺术在民间得到普及，涌现了大批民间匠师，有的代代承袭，一直流传至今。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使小型佛像成为商品，不少佛像都不以供养礼拜为目的，而作为观赏和陈设，故民间艺人制作细腻，追求时新，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技艺精绝的佛像艺术珍品。
明代民间工艺塑刻佛像中比较突出的是陶瓷佛像，尤以福建德化何朝宗等民间艺匠制作的作品为最精良。这些作品瓷质晶莹，衣纹柔软，形象完美，制作精巧，在国内外的博物馆中多作珍宝收藏，传世作品有观音、达摩、布袋弥勒等。
明代的竹木雕刻佛像，在商品经济充分发达的江南沿海盛行，上海玉佛寺收藏的一件木雕观音，巧妙地利用整段弯曲的木头雕成一尊身姿婀娜的立观音。上海嘉定和江苏南京的竹根雕佛像也以竹根天然形态为基础，构思巧妙，显然这都是属观赏性的佛像。此外，浙江和福建等地区也有不少佳作。
在山西省浮丘县博物馆内，收藏有一颗象牙佛珠，直径约1．4厘米(花生米大小)，中间有一通孔，珠内刻画有3尊微刻佛像，均头挽发髻、身披袈裟、腰系罗裙，分别立于莲台，并写有“西方接引三宝佛”字样，这是我国特有的微型工艺佛像。
明代金属佛像中，突出的是铸铜，制作细腻，造型端庄，在我国各地较大的佛寺几乎普遍都有收藏。如浙江宁波市阿育王寺和天童寺的3尊铜佛各高约一米，都有明代的纪年；四川新津观音殿的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均高达5米；北京丰台大井村万佛延寿寺的明代千手铜观音通高达8米，千手现仅存4臂；甘肃兰州玉泉山金刚殿的大铜佛高5米，耗铜万斤。除以上较为著名的大、中型铜铸佛像外，一尺以下的铸铜佛像多得难以数计，从制作技艺来看大多属合模翻制。
明代的石刻佛像保留至今的也颇为丰富，北京的各大佛寺，河北曲阳，福建泉州等都有收藏和造作，西安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石刻线描佛像达摩面壁图，衣着大笔写意与头部细笔工致，作了巧妙对比，最精彩的是眼睛中的一点，刻划传神，这是请著名画家绘画后由民间匠师精心雕刻的明代线刻佛像代表作之一。
明代的民间织绣佛像多出于民间女子之手，苏州博物馆收藏有一套11页的罗汉图，每幅高26厘米，宽21厘米，针法多样，配色和谐。再如明代宣德九年(1434年)，宣德皇帝赐给西藏黄教领袖宗喀巴的弟子大慈法王的绣像，绣有法王、度母、海龙、大象、神鸟等，高76厘米，宽65厘米，用了较多的金银线色和金片绣制，至今还留在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