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张齐贤年仅三岁时就遭遇后晋末年的动乱，随家人迁家到洛阳。他少年时虽孤贫，却用功学习，志向远大。张齐贤因敬慕唐初名臣李大亮的为人，因此取字为师亮。
赵匡胤到西都，齐贤以布衣身份到赵匡胤马前献策，被召到行宫，齐贤以手画地，逐条陈述十件事，分别是：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举贤；太学；籍田；选良吏；慎刑；惩奸。其中有四件符合赵匡胤的意思，张齐贤坚持认为十条都是好的，赵匡胤发怒，令武士把他拖出去了。赵匡胤回朝后，对赵光义说：“我到西都，只得到一个张齐贤罢了。我不打算授任他官职，今后可以让他辅佐你任宰相。”
贤明察活人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赵光义开科取士，本想把齐贤录取为前几名，有司偶然选择失误，赵光义不高兴。一榜进士都授任京官，于是任命齐贤以大理评事身份通判衡州。当时衡州审讯劫贼，审判后都要处死，张齐贤到任后，救活其中误判的五人。从荆渚到桂州，水路邮递铺夫数千户，被邮役困苦，衣食不足，齐贤上奏减去了一半。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任职期满回朝，恰逢赵光义亲征后汉，张齐贤朝见，迁为秘书丞。忻州刚刚攻下，任命他为知州事。
上书直谏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赵光义召张齐贤回朝，改任著作佐郎，直史馆，改任左拾遗。同年冬，太宗北征，议论的人都说应当速取幽蓟，张齐贤上疏说：“如今海内统一，朝野安定无事，关系到陛下忧虑的，难道不是因为河东刚刚平定，驻屯军队太多，幽蓟未被攻下，粮草运输过劳吗？我认为这些不足为虑。自从河东平定，我任知忻州，捕捉到契丹纳米典吏，都说契丹是从山后转运粮草到河东。据我考虑，契丹能自备军粮，则是对于太原不是不尽力，然而太原最终被我方占有，是因为契丹军力不足。河东刚刚平定，人心还未安定，岚、宪、忻、代几州没有军营，敌人进攻则田地尽失，敌人侵扰边界则守备为忧。到了国家扼守要害地方，增加壁垒，控制扼守左右边，边防严密，恩信已经实行，民心已经安宁时，敌人还跑到雁门、阳武谷来争夺小利，其后果是他们的智力能料知的。圣人行事，一举一动都考虑周到，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如果慎重考虑，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自古边疆之事难以处理，并非完全因为敌国，也大多由于边吏侵扰导致的。如果边缘诸营寨抚御得到合适人选，只要加固壁垒挖深沟濠，蓄精养锐，以闲逸自处，我方安宁敌方劳顿，这是李牧之所以为赵所用。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如果这样则边疆宁静，边疆宁静则转运之劳可减，转运减则河北的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则田产丰富而蚕绩增加，百姓专心务农积聚粮食，充实边疆的用度。况且敌人的心也是择利避害的，怎么肯跑到必死之地去作寇呢？我听说以六合之内为家者以天下为心，哪里有以争尺寸之地为事，斗强弱之势而后已的呢？所以圣人先务本而后求末，使国内安定来抵御敌国。百姓是本，土地是末。五帝先王，没有不先务根本的啊。尧、舜之治没有别的方法，在于使百姓安定并且为百姓谋利罢了。百姓安定且有利后，则远方之人恭敬到来。陛下爱护百姓，谋利天下之心，真是尧、舜啊。我猜想群臣大多因为纤微的利益，任用克下之术，侵扰穷苦百姓，以为有成。至于百姓的疾苦，看到了像没有看到，听见了像没有听见，招来民怨导致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慎重选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是以前赋敛苛重的地方，予以改正，因循旧例谋利于百姓，使赋税课利都有利于民，可以长久实行，为圣朝立法；除去旧弊，天下诸州有不方便百姓的，委托长吏上告。胆敢照行旧法者，处以重罚。使天下百姓都知道陛下的心意，感戴陛下的恩惠，用德政来感动远方之人，用恩惠来谋利于百姓，则远方之人的归服，可指日而待。”
纠正民弊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任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同年冬天，改任右补阙，加任转运正使。齐贤到任，询知饶、信、虔三州是出产铜、铁、铅、锡的地方，推求前代铸钱法，拿饶州永平监所铸钱为定式，每年铸钱五十万贯，一共用去十五万斤铜，三十六万斤铅，十六万斤锡，到朝廷当面陈述这件事，陈述详细准确，议者不能指责。
从前，各州罪人多械送到京城，在路上死去的有五六成。齐贤在路上遇到南剑、建昌、虔州押送的罪犯，要来案卷一看，凡不是首犯的，全部为他们解伸冤屈。于是向朝廷竭力建议，以后凡送囚犯到京城，委任明察的官吏审问，如果不实，就向原来审问的官吏问罪。从此江南送罪犯到京城的减去一大半。从前，江南各州百姓，住在官府土地上的要交地房钱，吉州沿江土地虽然沉没，仍要交勾栏地钱，编木在水上浮居的要交水场钱，都是前代弊政，张齐贤上奏建议都免掉了。
在南唐时期，江南百姓中每户能交纳税钱三千以上的人家出壮丁一人，刺脸，自备兵器送到官府，出战就发给他，每天支给粮食二升，名为义军。内附朝廷后，把这些人都放回家务农。到这时，言者认为这些人长期在军中，不喜欢农事，请求派遣使者选择人员充任军士，连同他们的家属送到朝廷。齐贤上言说：“江南义军，本都是良民，横遭黥配，无法逃避。江南攻克之后，就放回家务农，长期被皇家所苦，都喜欢农业。如果挨户搜索，不会没有惊扰。法律崇尚固定，政事崇尚清静，以前的赦令既然放他们归农，不如仍然按旧敕执行。”
张齐贤身居使职，勤于纠正民弊，务行宽大之政，江南百姓都不忘思念他。召回朝廷，授任他为枢密直学士，升为右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
大战辽军
雍熙初年（984年），张齐贤改任左谏议大夫。
雍熙三年（986年），宋军大举北伐，猛将杨业战死。赵光义访求近臣作为策应，张齐贤请求前往，即授任他为给事中、知代州，与部署潘美一起统领边疆军队。当时辽兵从湖谷进攻，逼近城下，神卫都校马正率领所部在南门外列阵，寡不敌众，副部署卢汉赟畏惧，保营自固。齐贤选派厢军二千人，从马正的右面出发，慷慨誓师，以一当百，辽兵于是退却。
在此之前，张齐贤约潘美指挥并州军队来会战，不久，使者被辽兵捉去。张齐贤因为会期既然泄露，并且考虑到潘美的军队会被辽所袭。后来潘美派的使者到，说军队已从并州出发，到了柏井，接到密诏，东边部队在君子馆遭到失败，并州全军不许出战，已经回到并州了。当时辽兵遍山，张齐贤说：“敌人只知道潘美要来会师，而不知道潘美已退兵。”于是把使者关闭在密室，半夜派出军队二百人，每人拿一面旗帜，背一束草，离州城西南三十里，打出旗帜燃烧干草。辽兵远远看见火光有旗帜，以为是并州部队到了，惊骇而逃走。张齐贤先在土磴砦埋下二千伏兵，袭击大败辽军，擒俘辽军北大王的儿子一人，帐前舍利一人，杀敌数百，俘获二千匹战马及很多兵器。捷报上奏，齐贤把功劳归于卢汉赟。
端拱元年（988年）冬天，授任工部侍郎。辽兵又从大石路往南侵犯，张齐贤预先选择厢兵一千人分为二支，分别驻扎在繁畤、崞县。下令说：“代西有敌人，则崞县的部队出战，代东有敌人，则繁畤的部队出战。战斗发生后，则郡中部队集合作战。”到此时，辽兵果然被驻扎在繁畤的部队打败。
出将入相
端拱二年（989年），建立屯田制。张齐贤兼任河东制置方田都部署，经宰相赵普力荐，被召入朝，授刑部侍郎、枢密副使。
淳化二年（991年）夏天，任参知政事。几个月后，授任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齐贤的母亲孙氏年纪有八十多岁，封为晋国太夫人，每次入宫朝见，赵光义叹服说：“婆婆有福，生得好儿，为国家分忧。”常常下手诏慰问，给与赏赐，朝官们都感到他家很荣幸。
当初，王延德与朱贻业一同掌管京城粮仓，想求任地方官，朱贻业与参政李沆是亲家，就向李沆请托，李沆替他向张齐贤请托，张齐贤告诉了赵光义。赵光义因为王延德曾经奉事晋王府，厌恶他不自己陈述请求而委托执政大臣，召见并斥责了他。王延德、朱贻业都瞒着不说实情，张齐贤不想连累李沆，单独承担责任。
淳化四年（993年）六月，罢前职任尚书左丞。十月，命他知定州，张齐贤因为母亲年老不愿去。不久，遭母丧，水浆不入口者七天，从此每天只吃一碗粥，守丧期间一直不吃酒肉蔬果。不久转任礼部尚书、知河南府，当时监狱有死犯将处决，张齐贤到任后，马上辨明案情而放了他。三天后，改任知永兴军。当时閤门祗候赵赞因为议论政事得到赵光义宠幸，提点关中粮食，所做多豪横不法。张齐贤论奏列举他的罪状，终于伏法。不久改任知襄州，又改任知荆南，又改任知安州。一年后，加任刑部尚书。
赵恒即位，召他入朝授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曾经向赵恒从容讲说帝王之道，而推究其所以然的根本，并且说：“我受陛下异常恩遇，所以加倍报答。”赵恒说：“我认为帝王之道无迹可循，只要政事适当则近于帝王之道啊。”当时他的亲戚中有人因分财不均互相诉讼，又入宫告状。齐贤说：“这不是台府能决断的，我请求自己处治。”赵恒表示同意。张齐贤坐在相府里，召诉讼的人来问道：“你是认为他家分得多，你家分得少吗？”回答说“：是。”命他写下名字。于是召来两个官吏，令甲家到乙家住宅，乙家到甲家住宅，财物不能移动，分书交易。第二天上奏给赵恒，赵恒非常高兴地说：“我本来知道非你不能决定。”郊祀礼后，加任门下侍郎。与李沆同事，不和。因冬至日朝会时醉酒失仪，免去相位。
明于料事
咸平四年（1001年），李继迁攻陷清远军，赵恒任命齐贤为泾、原等州军安抚经略使，以右谏议梁颢为他的副手。张齐贤上言说：“清远军陷没以来，青冈砦被烧弃之后，灵武郡援兵阻隔势力孤单，这是继迁所窥伺而一定到的地方。以事势而论，讨伐则力不足，防御则有余。没有别的方法，蕃部大族首领向来与李继迁有矛盾，不如给他们官职，诱以货利，用恩信交结他们，并且以利害激发他们，则山西之蕃部族帐，无不倾心为朝廷出力。我所统率的十二个州、军，现有二万士兵，如果加上沿疆料柬本城等军，又得五万多人，招致蕃部，其数又超过十几万人。只要敌人出动，我方归守，敌人东备我方则击其西，使他们奔走不暇，怎能成为我方祸患呢？现在灵武军民一起不超过六七万，陷于危亡的境地，如果继迁明年春天在我方未集中兵力以前，发兵救援灵武，全部出动其军队，并力围攻，则灵州城一定难以固守。万一灵州城失陷，敌人声势会大增，即使多聚军队，广积财货，也难保必胜。我之所以请求封潘罗支为六谷王，是恐怕继迁早晚用兵断绝他卖马之路。如果朝廷使者能见到潘罗支，则泥埋等族，西南远蕃，不难招集。西南既受命，而边缘之军势大张，则鄜、延、环、庆之浅蕃，原、渭、镇戎之熟户，自然归化。然后让他们与野战部队及驻扎军队互相声援，那么李继迁听说后，必定不敢在灵州、河西驻扎军队。万山如果败退，则贺兰蕃部也慢慢叛离继迁。如果说名器不可以假人，爵赏不可以滥及，这是圣人治国的常道，不是随时事变化应变的法则。”
张齐贤又请求调来江淮、荆湘丁壮八万加强防御，朝廷议论认为动摇民心，并且湖泊之乡的人远戍西鄙也不方便，这件事就停止不办了。
张齐贤又说：“灵州地处边隅，当城镇还完好、碛路还未阻塞时，朝廷内外已经说应当放弃，从继迁叛乱以来，危困越发厉害。南距镇戎约五百多里，东离环州仅六七天路程，如此畏途，不必攻夺，则城中之民怎么出来，城中之兵又怎么回去？想保护城中军民，按理应当接应。为今之计，如果能增加精兵，以合西边驻屯、换防的军队，接着以原、渭、镇戎的军队，率领山西熟户从东界进入，严约会师日期，两路并进，假如继迁分兵抵抗，我方则乘机而易攻。况且在路途奔波，首尾难顾，千里趋利，不失败就会被俘。我认为兵锋未交，而灵州之围自解。然后迁移灵州军民到在萧关、武延川险要地方设立的营寨居住，这样做则蕃汉人士之心有所依赖。等到叛乱平定后，仍回到旧州，然后指挥蕃汉之兵，乘机进攻，则成功不难。”朝廷不能用他的计策。不久，灵武果然失陷。
宦海沉浮
咸平四年（1001年）闰十二月，授任右仆射、判汾州兼经略使，不出发，改为判永兴军兼马步军部署。当时薛居正的儿子薛惟吉的妻子柴氏早年守寡，把她家的财产及书籍论告都储藏起来，打算改嫁张齐贤。薛惟吉的儿子安上为此上诉。赵桓不想理睬这件事，命司门员外郎张正伦前去讯问，柴氏的回答与安上的诉状不同。把这件事交给御史，发觉是张齐贤的儿子太子中舍张宗诲教柴氏这样说。张齐贤因此被贬为太常卿、分司西京，张宗诲贬为海州别驾。
景德初年（1004年），重新升齐贤为兵部尚书、知青州。赵恒到澶渊，任命他兼任青、淄、潍三州安抚使。
景德二年（1005年），改任吏部尚书。张齐贤上疏说：“我在先朝时，常忧虑灵、夏两镇会被继迁并吞，议事者认为我的忧虑太过分了，大略列举往事以明本末。当时大臣们都以为继迁只是怀恋祖辈旧地，别无他心，先帝任命他为银州廉察，以满足他的心愿。到陛下赐给他银、夏二州土地，宠任为节度，从此奸威愈滋，逆志尤凶。多次阻断灵州粮路，又侵扰边境城池，几年之间，灵州终于被他吞没。当灵池、清远军即将陷没时，我正接受经略的使命。我认为对付继迁需要一两处强大蕃族与之为敌，这乃是用蛮夷对付蛮夷，古今之上策。于是请求朝廷以六谷王名目封潘罗支，使他效力。当时朝廷亲信大臣意见，全然与我的计谋不同，从中阻挠。到继迁被潘罗支射杀后，边患才算稍稍平息。现在继迁的儿子德明像以往那样攻劫城池，析靅游龙钵等人又都在他的军中，他们志向也似乎不小。我忧虑的是德明乘皇上到东方之际，去进攻六谷，则瓜、沙、甘、肃、于阗几处渐渐被他控制。如果潘罗支还在，则德明不足为虑；现在潘罗支已死，厮铎督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希望委任大臣经制其事。”
无疾而终
张齐贤跟从赵恒到东边封禅回朝后，被授任为右仆射。当时建筑玉清昭应宫，张齐贤说画瑞符，有损自谦之理，又违背奉天之意，多次请求停止此项工程。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出京判河阳军，跟从赵恒祭祀汾阴回朝，升为左仆射。
大中祥符五年（1011年），换任回朝，请求归家养老，以司空衔退休。入宫辞别时便坐，刚拜见就仆倒地上，真宗急忙阻止他，允许他的两个儿子扶持着上殿，命令给他加上三个坐垫。回到洛阳，购置裴度的午桥庄，庄中有很多池榭松竹，张齐贤每天与亲朋旧友喝酒吟诗，心情很旷达闲适。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张齐贤无疾而终，终年七十二岁。真宗闻讯后颇为悲伤，派入内殿头邵文雅致祭，并馈赠财物及布帛、粟、麦等。追赠司徒，为他废朝二日。
皇祐四年（1052年），追谥“文定”。▲
诗狂他日笑遗山
元好问在临终之时嘱咐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足见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重视与肯定，而“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一句更是显示了他对自己诗才的极为自信。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曾在遗山（今山西定襄县城东北）读过书，因此自号遗山，金朝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他自幼聪明过人，四岁读书，八岁就能作诗，十四岁拜陵川名儒郝天挺为师。潜心学习六年，研究古代典籍，数年间精通百家，并具备了较高的文学修养。元好问一生写了5000多首诗，今存1388首，词今存384首。 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以诗歌创作最为突出，并以“丧乱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这些诗是在金朝灭亡前后写出的，主要有《歧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车狩后即事》五首、《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十首等。这些诗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具有诗史的意义。元好问的“丧乱诗”就艺术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挚性来说，是杜甫以后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样对国家的复兴还抱有希望，他是既绝望而又不甘心，郁结的感情爆发为悲歌，感染力是很强烈的，并且这些“丧乱诗”又掀起了杜甫之后的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潮。比如《歧阳》之二：“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再比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笔笔皆为血泪，字字饱含悲愤。正如清代大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题遗山诗》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正是山河的破碎，诗人的忧患，才造就了这些旷世之作。 当然，元好问还有为数不少的写景诗，这类诗的总体风格是豪壮、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比如《游黄华山》：“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骊珠百斛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诗人以大气磅礴、力度千钧的笔势，写出了黄华山瀑布的奇观，给人以雄壮豪放的感受。此外，元好问在晚期还写有一些题画诗，这类诗短小精炼、意境深远，往往是借题发挥，耐人品味，充分地衬托了画作的内涵。比如《秋江晓发图》：“百转羊肠挽不前，旃车辘辘共流年。画图羡杀扁舟好，万里清江万里天。”由诗中可以看出，画的内容是秋江无际、扁舟晓发，但诗人只把这种画面作为引子，而把道路艰难、世路艰难作为咏叹的真正对象，使得画图的意境和内涵都扩展了许多。 元好问留存下来的词有384首，称为《遗山乐府》。后代研究者有不少人爱他的词，如翁方纲认为元好问的词比陆游的词还高秀；刘熙载称元好问的词是“集两宋之大成”，兼备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近代学人郭象升在《古文学家别集类案》中评价元好问：“遗山笔力奇伟，吸纳万流，遗集四十卷，与《金史》相为表里。”应当说，这些评价虽有拔高之嫌，却也说明元好问的词的确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填词，到晚年也没有放弃。就风格而言，以金朝灭亡为界，前期清雄豪放，后期苍凉深郁。 元好问不仅诗词功底深厚，而且自称“诗中疏凿手”，他在兵荒马乱之世就写下了一部不朽的诗评《诗论三十首》，《诗论》几乎概括了汉朝以来的各种是个风格与重要诗人，所有的点评都浓缩在七言诗句之中，不仅点评准确而且文采斐然， “以诗论诗”再继杜甫风范。那一年，他才二十八岁。 然而，无论是元好问的诗词还是他的诗论，除了专攻学者以及喜爱他的人，大众知之甚少。在大多数人的心里，这一代文坛领袖，正如他所处的那段乱世一样，只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影像罢了。
构亭野史一布衣
元好问由于显著的文学成就，在金元文学史上占有举中轻重的地位。其实，元好问的诗，不只是文学性的，而且是史诗；他更是精于史学，在作为一个文人的同时对《金史》的修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金朝，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称于史的王朝。而元好问所处的时代，是元灭金，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交错移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元好问所撰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论述，都寓史于文，对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宣宗兴定年间（1217-1221年），元好问在文坛上已渐露头角，与此同时，元好问也已涉足史学，“长大来与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闻谈周、汉都邑及蓝田、杜间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更是“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乎不负古人者”。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元好问与其他一些官员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后，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将金末的史实记下来。在1239年，旧朝已亡换了新庭，在山东聊城被羁押6年的元好问重获自由，返回忻州。终于，他下定决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多年的奔波，他积累了大量的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元好问一向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的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多为后人所仿效。 野史亭盛名可谓久矣，八百年间，屡有大雅宏达之人或凭吊或修缮，留下诗文碑记众多，然而，早在民国初年，山西教育会长梁善济就发出“今亭寥落如此，何其名实不相符”的叹息。如今又将百年，更显颓败了。颓败之间，只剩下遗忘。
且莫独罪元遗山
这是元好问的学生郝经(郝天挺的孙子)曾做《辨甘露碑》一诗，其中一句“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历代学者认为这句话是郝经在为老师辩解，意思是不能独独怪罪元遗山。为什么学生要为这位身为金元文坛领袖的老师作诗辩解呢？此诗又所为何事而辩呢？这就不能不提起历史上关乎元好问名节的争论了。这个争论主要有三个焦点分别是：“崔立碑事”、举荐五十四金朝儒士和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
首先是“崔立碑事”，忻州市文联的李千和认为，元好问根本就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趋炎重利的刘祁所诽谤。这种说法我觉得可信度并不是非常的高，一是刘祁一人之言很难能够造成世人对于“崔丽碑事”的讨论；而是并无确切的史料证实这种说法，我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的：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汴京，金国皇帝弃百姓而逃。1233年正月，金将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崔立认为他的行为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若虚执笔，为他立“功德碑”。王若虚、元好问自认关乎名节，推给了太学生刘祁，刘祁写好后交王、元二人推敲，“直叙其事，敷衍成文”。 就是说我认为元好问的的确确是参与了，但同时也像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降大任先生说的那样，元好问是被迫撰碑，尚构不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而史料考证表明，元好问虽然参与了此事，但耻于颂功的立场，说明元好问在这件事上没有屈节问题。 并且对于此事，郝经也在向世人疾呼，元遗山是清白无辜的。 第二个争论的焦点是1233年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并未给元好问回信，但元好问举荐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我认为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编的《元好问集》中对此事的评价是十分有道理的：“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是有关他一生名节的重大公案，而实际上却是他高瞻远瞩，见识卓越的铁证，是他维护中原文化的一大贡献。”后事也证明，那54名知识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记录，他们对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便是那饱受争议的1252年，晚年的元好问觐见忽必烈，请他任儒教大宗师。，前朝旧臣尊一个不通儒学的蒙古统治者为儒教大宗师，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趋势逢迎。但自金灭亡后，元好问并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职，一介布衣又何需趋炎附势！有人认为这是某种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贱的政治地位，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能“以儒治国”，“以汉法治汉地”。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我更多的倾向于元好问的感情变化占了主导地位，当然，情感的变化并不等于变节！金朝时，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他做官立志为民，气节同样为百姓而立。从他做官的经历以及他文坛上奖掖后进重视和保护人才等几方面来看，金灭入元将三十载，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蒙古贤王忽必烈能够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种种的变化也都在元好问的内心催生着改变：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索性直接直接称蒙古国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开始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一样，开始接受这个不同于腐败和混乱的金朝的新局面，朝代虽改，而元好问心中为苍生而立的气节未曾改变！ 然而一名旧臣，没有随主殉国，没有战死疆场，没有树起反元复金的旗帜，也没有归于山林，反而与新朝“眉来眼去”，这样的行为终是引来了种种流言蜚语。元好问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蒙古大军围城时，元好问曾竭力谋求救国救民之策，“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李正民先生对元好问晚年的文化活动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奈何，旧朝老臣，以一己之力为着自己的理想奔走，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苦苦担当，全然不顾世俗的道德评判，其内心的焦虑，外在的困顿可想而知，“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世上有几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历史的尘烟又在他身后筑起高高的块垒，这高高的块垒上刻着两个字———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