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的乾隆：细述五十年间，避讳御名弘历的那些事

乾隆二十八年（1763）九月，福建学政纪昀——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个铁齿铜牙纪晓岚——上奏：

坊本经书尚仍全刻庙讳御名本字，应伪唐石经宋监本例，凡遇庙讳俱刊去末一笔，并加有偏旁字者俱缺一笔。又武英殿官韵及各经书，于御名本字尚系全刻及加有偏旁字者俱未缺笔，请将本字及加有偏旁字者并行缺笔载入科场条例，如误书者依不谙禁例处分。武英殿书板校正改刊并行文各省一体遵奉，将坊刻各经籍改刊从之。

他这折子，说的是，现在很多经书，没有避讳大清历代皇帝的庙号以及皇上您的名字，所以，请派人审查，将那些不当之处全部改掉。以后遇上御名，哪怕加了偏旁写成了谐音字的，都需要去掉最后一笔。并将此写入科场条例，学子们不得触犯。

纪昀何意？

这是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跟那个擅长揣摩圣意，吹牛拍马的和珅斗得不亦乐乎的正义化身纪晓岚吗？

他这摆明了，是想学和珅啊。

（纪晓岚 剧照）

不久，乾隆下旨，否决了纪昀的建议：

前据福建学政纪昀条奏：敬避庙讳御名一摺，经大学士等会同礼部议覆……缺笔书写，原属臣子敬谨之意……但祇可令现在临文缮写……嗣后如遇庙讳御名，应行敬避缺笔之处，仍照旧例遵行外，所有武英殿颁行字样，及纪昀所请改刊经书之处，俱不必行，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皇帝认为，缺笔书写，乃是臣子的心意。以后书写之时，遇到我的名字，可以缺笔书写，但以前已经写过的，刊行书籍里的，都不必修改。

圣旨特别提到，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实际上，关于弘历要不要避讳，如何避讳，已生出过很多事端，也下了很多圣旨，博学如纪昀，不可能不知道。

因此，我觉得，将此事称为纪晓岚拍马失败事件，也不为过。

然后，我们来梳理一下，五十年间，关于御名避讳的那些事。

一、弘历二字如何避讳？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得简单说说，啥是避讳。

其实就是对皇帝、上级、长者、圣人的尊重。在提及他们的名字，或写他们名字中有的字时，以加偏旁或缺笔画等方式，不写其本字。

此事古以有之，并非清朝独创，所在，在对纪昀奏折的批复中，有这样一句：

朕思庙讳御名，偏旁字画，前代如石经刊本，俱系缺笔，自应仿照通行。

正因如此，雍正驾崩之后不久，大学士鄂尔泰等人就奏请回避御名。

乾隆收到折子之后，说：

朕思尊君亲上，臣子分谊当然，但须务其大者，以将恭敬。至于避名之典，虽历代相沿，而实乃文字末节……将字画更改，并失其字之本义……嗣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必讳。若臣工名字有同朕，心自不安者，上一字，著少写一点。下一字，将中间禾字，书为木字。即可以存回避之意矣。尔部可传谕中外，一体遵行。

他认为，避讳君上之名，是你们的情谊。但并非必然。它实际上是尊重君上最低级的方法。

文官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武官替我守好边疆，就是最大的尊重。改字之类，会使得上下文意不通。以后我的名字，不必避讳。如果哪个大臣的名字，有弘有历（曆），又极想尊重我，则弘字少一点，曆字将禾写成木就行了。

乾隆此旨，算得上高风亮节，实际上，不过是历代以来君王通行做法罢了。

那就是——

我让你们随意，但如果你们一定要避讳，那就少写一笔。

此旨颁行天下，按说，执行就是，但总有人想搞搞震。

第一个出来想“推翻”圣旨的，是代理贵州布政使陈德荣。

《乾隆实录》中写道：

五年……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请定臣民名字犯御名者罪。得旨，尊君亲上，原不在此也。

不过，后来，弘字缺笔，已非通例，而是改写为宏了。

（清朝剧照）

乾隆三十四年一道圣旨中写道：

本日内阁进呈河南巡抚题本一件，票签内于宏字缺写一点，甚属无谓。避名之说，朕向不以为然，是以即位之初，即降旨于御名上一字，只须少写一点，不必回避。后因臣僚中，有命名相同，心切不安，屡行陈请旨，始许其易写宏字……且宏字已属避写，即与本字无涉，若因字异音同，亦行缺笔，辗转相仍，必至八纮等字，概从此例。势将无所底止，复成何事体耶？此签即著补点，嗣后俱照此书写，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意思是，河南巡抚将宏字缺点，真没必要。将弘变宏，是你们多次要求，我才批的。现在你这样搞，连宏都少一笔，变本加厉，以后读hong的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你这奏折，发回去，补上，以后就写宏字，不得再缺笔。

二、御名避讳上的自相矛盾

乾隆二十五年，兵部左侍郎钱汝诚上奏，现在的乡试磨勘条例里，“不谙禁令”一条，未将各种事项区分轻重，可能格式有一点不对，都被罚停考三次，很不公平。以后除“直书庙讳、御名及先师孔子讳者，仍罚停三科外”，其他的，罚停一科。

由是可知，当时的科场规矩，在试卷里出来了弘和历而不省写一笔的，都被罚停三科。对于十载寒窗苦读的士子们而言，是很重的处罚了。

想想雍正十三年的那道上谕，便会明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御名避讳，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也不是什么你们若心有不安，就省一笔这种很亲近的感觉了。

但，并非铁板一块。

四十二年，上谕：

今日国泰奏到各摺，颇露急于见长之意……国泰摺内，将各卷并无干犯庙讳御名，及违式贴出……殊属琐屑，此皆监临分所应办，无足为异，国泰铺张入告，不过欲显其诸事认真，其底里已毕露矣。

从这道圣旨，我们又看到，乾隆认为，士子卷内干犯御名，不过是按部就班处理的小事，不必写到奏折里，显得你办事认真。

可两年之后，他又干了个什么事呢？

步军统领衙门奏：京城内外寺庙庵观碑碣，有文义违碍鄙俚者，应全行磨净。其有关庙讳御名者，亦应将字磨去。得旨，所有磨净碑身，著交工程处刻碑及各项应用。其磨去数字各碑，著更易妥字重镌。

也就是说，他认可了步军统领衙门的观点，把京师内外寺庙碑里，凡有弘和历二字的地方，都磨掉。

京师古城上千年，多少碑刻乃是数百载历史啊——不是说好，以前的都不管了吗？怎么就忘了呢？

然则，下面的事，才真正严重。

三、御名导致的文字狱

乾隆二十二年，退休的江苏布政使彭家屏因直言受灾百姓困苦，被乾隆认为是故意与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过不去，调查其家，发现明朝野史数本。之后其子将之烧毁，难以确证。但军机大臣与九卿会审，判斩决。

乾隆看案之后，以“罪疑为轻，特降谕旨，改为监候秋后处决”　。

然此事并未就此了结。之后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禀报，彭家屏所刻族谱取名《大彭谱记》。过不久，乾隆命新任巡抚胡宝瑔查取进呈，发现：

以大彭得姓之始本于黄帝、昌意、颛顼……自居帝王苗裔，其意何居？且以大彭统记命名，尤属悖谬不几，与累朝国号同一称谓乎。至阅其谱，刻于乾隆甲子年，而凡遇明神宗年号，于朕御名，皆不阙笔。

可知，让乾隆大怒的，不但是以“大彭”为名，跟大汉大唐大明大清并列，“尤属悖谬”；更兼遇到弘和历，竟然不缺笔。

乾隆朱批：

朕自即位以来，从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伊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椎陋者可比……彭家屏原系应斩立决之犯，即秋审时亦必予勾。著从宽免其肆市，即赐令自尽，以为人臣之负恩狂悖者戒。

二十年后，接到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请革去举人，以便审拟”的奏折，乾隆原以为这家伙就是沽名钓誉而已，但在接到他所编的书之后发现：

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

他命将王锡侯好生看管，押往京城，若中途自杀或逃跑，看管之人必重罚。

然而，到了乾隆五十年，弘历却又显得十分开通了。

前因步军统领衙门奏，江西庐陵县生员郭榜，呈控该县修理志书……将不应入传之刘遇奇滥入志书……至其余签出各处，俱系庙讳暨朕御名，未经避写。无论刘遇奇系顺治年间进士。其人身故已久，安能豫知敬避？即现在乡曲愚民，其不知庙讳者甚多，岂能家喻户晓？即偶有未经避写，亦无足深责。

他认为，怎么能够苛责古人刘遇奇避讳我的名字？就算是现在，一般百姓，也有不知道避讳的呀。

（清朝审案）

他在朱批里写道：你们因此将刘遇奇的孙子抓起来，简直是瞎整，纯粹是为了邀功而戕害善良百姓。

他说：

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所谓不为已甚之素志，实天下人所共见共闻者，前屡经降旨严切申谕。

五十年过去，大臣们还在拿弘历二字做文章，前期是为谄媚乾隆；后期则有人想用百姓之头，铺自己升迁之红毯。

之所以如此，与乾隆在避讳一事上的不断摇摆，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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